她在一起，不然她无法做任何事情。她说，在纽奥良这个城市中，不知什么理由，她却没有这种无力感。她独自处理事情。我不知道餐室的吵闹是否有助于我们两人。她表现出美妙的活力，颈部和双手显得非常优雅，在刺目的亮光中，她的衣服在适当的地方投下了阴影。

然后是炙烤的虾，也是很美味，她立刻吃起来。

我不认为我可能爱一个不会吃这种烤虾的女人。首先，这种食物并不是用炙烤的，而是一盘全只大虾，头部没有剥去，放在一个有胡椒腌汁的深盘中，用烤箱烘。他们就原样把东西端来桌上，你去掉虾的头，剥下虾皮，用你的指头把虾送进嘴中。你变成一位美食家，然后是一位饕餮客，然后是一位野蛮人。你可以佐以白酒或红酒，很有胡椒味，但最好的方法是佐以啤酒，她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又各自喝了三杯海尼根啤酒，把法国面包浸在腌汁中。当我们吃完时，把两个盘子洗干净。我还想多吃一点。

“我真的很饿，”我说。“自从入狱以后，我只吃残汤剩菜。我看到了会员们所吃的东西。你为何一定要让奴隶吃那种残汤剩菜？”

她大声笑出来。

“要让你们的心智专注于性方面，”她说。“性必须成为你们拥有的唯一欢悦。你知道，当你要在‘一号平房’与一位新会员做爱时，你不能期望要吃大餐。还有，不要说它是监狱，它是天堂。”

“或者无论如何是地狱，”我笑着说。“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些设法保住性命的被虐狂者，要如何对天使说明∶我们宁愿遭受两、三名魔鬼折磨。你知道，我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是天堂，没有魔鬼，那么它真的会成为地狱。”

这番话确实使她发笑。仅次于让一个女人“出来”的美好事情是让她发笑。

我又点了一盘虾，我们两人都大吃起来。此时，餐室的人渐渐少了。事实上，我们是“曼纳尔”的最后几名客人，而我正在大谈拍摄纽奥良的照片，以及应该如何拍摄、不该如何拍摄。然后，她开始问我如何进入摄影行业，我何时获得英语的博士学位，以及这两者博士学位与摄影彼此的关系。

没有什么，我说。我只是尽可能待在学校，真正获得绅士教育，把所有伟大的书念三次。我所努力的事情是摄影，我做得很好，我很喜欢。

我们喝了两杯咖啡，然后离开。我们到外面，开始走在“拿破仑街”，朝“圣查尔斯街”前进。那可说是一个美妙的纽奥良夜晚，一点也不热，没有风，只是空气几乎引诱你去呼吸。

我要再说一次，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像这个城市那么适合散步。当你想在“太子港”散步时，你会陷在泥泞中，人行道也不好，孩子们会缠着你，你必须给他们其中一个人一些钱，让其他人离开你。在开罗，你的头发和眼睛会有沙。在纽约，通常天气不是太热就是太冷，不然就是有人从后面袭击你。在罗马，你几乎会在每个十字路口被车子辗到。旧金山太多山坡，无法在任何地方散步除了“市场街”。柏克莱的那个平坦地区太丑了。伦敦太冷。不论别人怎么说，我一直认为巴黎是一个不好客的地方，不适合散步，灰蒙蒙，全是混凝土，太拥挤了。但是纽奥良呢？铺道很温暖，空气像丝绸，到处可见昏昏欲睡、有气无力的大树，在适当的高度地方伸出树枝，让你走在下面，好象它们知道你要来。

在到“圣查尔斯街”的一路上，我们会看到美丽的房子。

“但是威尼斯如何呢？”她问。“还有什么地方散步胜过威尼斯的？”她的一只手臂抱着我，身体靠向我的身体。我转身吻她，她低声说，也许几天后我们会去威尼斯，但是，我们现在在纽奥良，为何想到那件事呢？

“你是说真的吗？”我问。“我们能够离开那么久吗？”我又吻她，手臂抱着她。

“当我说我们回去，我们才回去，除非你想现在回去。”

我双手捧着她的脸，吻了她。我想，那是我的回答。只想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地，我就又兴奋起来。凡是地球上她不在的任何地方，我都不想去。

但是地球上我最想跟她在一起的地方是这里。

她让我们两人移动着，她拉着我，右手放在我的胸膛上，重量微微靠在我身上。我们现在在“圣查尔斯街”，街车摇摆驶过，一连串亮着灯的空洞车窗。圆屋顶湿湿的，使我想起天上正下着雨。市区也许仍然下着雨。又怎么样呢？雨就象这儿的其他一切，因为它不会阻止你散步。

“好吧，那么你是开始拍摄人象照，拍摄旧金山的面孔，”她说，“但是你是如何为‘时代’、‘生活’杂志工作的？”

我告诉她说，情况并不象她可能认为的那样困难，如果你眼力好，就可以学得很快；并且我还有另外一种优势，那就是，我不需要钱。我采访地方新闻两年之久，为“人物”杂志采访摇滚乐表演，甚至采访一些电影明星与作家。

那确实是很枯燥的东西，因为我同时在学习自己的技术，熟悉每种摄影机，并在暗室中做很多自己的工作。但是，你并不是为大杂志专门做暗室工作，你只是把胶卷送过去。他们把想要的部分选出来，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销售其馀的部分。这并不是那么有趣。

我们到达路易斯安那街时，我又让她谈了起来。她告诉我很骚动内心和令人心烦的事情，诸如她实际上在“俱乐部”之外，不曾享有任何的生活。还有，她在柏克莱四年，有点象在梦中，主要是暗中进行旧金山马丁家的“施虐狂被虐狂”工作。

大学对她的意义，有点像大学对我的意义发现隐密的地方来看书。

我心中产生一种可笑的尴尬感觉，因为她知道旧金山的“豪门”，而我在那儿第一次沉迷于“虐待狂被虐狂”游戏，并且她也认识马丁。但是，她不仅认识马丁，也跟他是朋友，跟他一起工作过。她知道他的房子中的那些房间。我们有一段时间谈论此事，但是我一直问她私人的事情，诚如她住在柏克莱的什么地方，她的家人如何到那儿。当她谈到马丁时，声音中透露出敬意。

“我当时完全不擅长过正常生活，”她说。“孩提时代确实很窝囊。”

“我以前不曾听过任何人这样说。”我笑着，拥抱她，吻她。

“我想不出童年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隐密、奇异的性感觉。我想要别人触碰我，并且制造幻想。我认为童年完全是碎瓦片要是你想知道事实的话。”

“甚至在柏克莱，当你享有所采取的每一步骤的自由主义、自由表达，以及推理过程时，也是如此吗？”

“那时对我而言并非如此，”她说。“马丁的家是透露自由的智性气氛的地方。”她在我身旁跨着美妙、自在的步伐。我们在大街上享受令人兴奋的美好时光，上面是蕾丝似的树叶阴影及街灯；我们经过很大的白色前廊，还有小小的铁栏，以及花园大门。

她爸爸是旧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圣路易半工半读念完大学，任教于旧金山的耶稣会学院，母亲是老式的女人，只是待在家中，一直到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到市区的公立图书馆工作。在丽莎还是小女孩时，他们搬到柏克莱山区，因为他们喜欢东海湾的热气，并认为山区很美。但是他们厌恶柏克莱的其馀部分。

我知道她所住的街道，甚至她的房子，那是马利波沙山上一间摇摇欲坠的大宅邸，盖着棕色木瓦。我开车经过时，有很多次甚至看到车库改建的大书室有灯亮着。

她的爸爸经常在这间车库改建的大书室中阅读德日进、马利旦、Ｇ．Ｋ．彻斯特顿，以及所有天主教哲学家的作品。他是把书念给别人听，而不是跟他们讲话，他的粗鲁与冷淡成为家中的传奇。在性方面，他采取奥古斯汀和保罗的观点（她曾加以描述）。他认为贞洁是理想的，但他无法身体力行，否则他可能成为神父了。当你剥除所有的语言时，性就是龌龊的。同性恋者应该自我抑制，甚至接吻也是一种致命的罪。

她的母亲不曾提出相反的意见，她属于所有的教会组织，致力于募款，每个星期日都准备大餐无论小孩子在不在。丽莎的妹妹几乎成为“花花公子”的“每月玩伴”，那是家庭悲剧。要是任何一位女儿堕胎，或者为杂志拍照，父亲就说，永远不再跟那个女儿讲话。

她父亲对“俱乐部”一无所知。他以为丽莎在加勒比海什么地方的一个私人会员制胜地工作，到那里的人是去治各种病。我们两人都为此事笑了出来。

他要丽莎辞职回家。她的姊姊嫁了一位无趣的房地产百万富翁。他们一生全都上天主教学校除了丽莎。丽莎自己订下一条守则，那就是∶去读加州大学，不然就都不要上大学。她的家人嘲蔑她所读的书，嘲蔑她所写的论文。丽莎在十六岁时与柏克莱的一位学生玩了“施虐狂被虐狂”游戏。她八岁时有了第一次性高潮，自认是个怪人。

“我们是十九世纪法国人所谓的天主教徒，”她说，“‘精神上的移民’

，如果你认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是简单、愚蠢的人，是一些农人，在城市大教堂后面面对雕象念玫瑰经，那么你就不了解我的爸爸。他所说的一切都具有令人敬畏的智性分量、具有合法的清教徒思想、具有对死亡的渴望意味。”

但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喜爱艺术，要让他的女儿们学到很多有关绘画与音乐方面的知识。他们在客厅中有一架大钢琴，墙上挂着真正的画，有毕卡索的铜版画和夏卡尔的铜版画。她的父亲在很多年前已经购买了木伦尼和米罗的画。丽莎的妹妹六岁之后，他们每个夏天都到欧洲。他们在罗马住了一年。她的父亲精通拉丁文，用拉丁文写日记。要是她父亲发现有关“俱乐部”或她的秘密生活的事实，他会气死的。如果他发现此事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我却能够为他说一句话，并且你也可能会了解如果任何人会了解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精神人物，确实是一个精神人物。我不曾遇见太多象他那样确实靠信仰过活的人。而有趣的是∶我靠自己的信仰过活，完全靠自己的信仰过活。‘俱乐部’是我的信仰的纯粹表达。我有一种性的哲学。

有时，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性的哲学告诉他。他有一些当修女的阿姨与姊妹。有一位是特拉比斯特修会修女，另一位是喀麦耳修会修女。她们是隐居的修女。

我想告诉他说，我也是一种修女，因为我浸淫于自己的信仰中。你一定知道我在谈什么。就某一方面而言，我所谈的是一种玩笑，如果你想一想的话，因为，当哈姆雷特对奥菲丽亚说我确知你是知道的当他说，‘到修道院去吧’，他真正的意思是指妓院，完全不是指修道院。”

我点头，感到有一点迷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