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Female Spy）
受南美某知名华文刊物的委托，我们将在论坛中视情况发展逐步公布我的委托人在南美方面获得的部份资料。南美洲一向居住着日裔人士，由于可以想象的法律及人性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资料的提供者将不透露他们的、以及作为他们长辈的材料作者的真实情况。
因此我的授权方同样不能以任何方式确认材料的真伪，这已经影响了对这些材料的更有效的使用。但是在阅读过这些文本之后，感到必须将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公之于众。
材料由日文译成西文再译成中文，全部约十万字。从表面上看来是侵华日军中下级军官的回忆记录。
按照网络的游戏规则，我们使用了现在的题目，原文题为《中国女间谍》。
××是个只知道蛮干的笨蛋，他在审问时虽然十分凶暴，一开始行动就把人打得半死，但是如果被讯问者顶过了前面的那一阵暴风一样的突击，××便会开始不知所措起来。通常会当场把对方在讯问室里打死，照我的看法，那人在死之前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当然作为被问的对象，一下子碰上一个暴跳如雷、喊打喊杀的家伙可能会被吓住。不管怎样，××中尉的成绩也还算不错。他执行犯人喜欢砍头，而且常常随车去现场亲自动手。我怀疑他在为自己积累某种记录。另外，他从不认真审问女人。
那天上午他一直在主持审问一个中国男人。由于有居民报告说邻居家晚上进入了一个可疑的男人，我们便把那家的丈夫和他的来客都抓到了宪兵队里。这本来多半是胡闹，但问题是那个从村里来的家伙长得个子高大，而且在宽阔的脸膛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让人怎么看都觉得他象是一个土匪。
等到我中午进去找××中尉时，那人壮大的身体被剥得赤条条的绑住四肢，仰天躺在刑讯用的铁床上，捆他双脚的那一头在下面垫了两块砖头，这样使他的头部向下一些，灌水会比较方便。
问讯室里满地都是水，看来已经给他灌过好几轮了。他躺在那里半张着嘴，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天花板。
“吃饭去吧。”我对××中尉说∶“他招供了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有些敷衍地说。
那男人开始坚持说是受乡里之托给人往城里的亲属家带些土产，而他自己进城是找谁谁要年初欠他的一笔工钱。灌到后来，他就说在村里见到过土匪，再后来变成了他家里就藏着棉布和两枝枪，准备送给土匪。
我看了看××中尉，认识到他也明白这个中国人是在编造谎言。
但是，第二天××中尉还是决定亲自带人押着那个犯人去乡下。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的原因是那一带确实有土匪活动，他想藉一个机会去恐吓一下村民。
结果半路上出了事，那辆卡车冲下了路边的水沟，再从水沟里弹出来侧翻到另一边的田里，以后发现××中尉当时就死了。
车上摔成了一堆的宪兵们很紧张，以为遭到了土匪的袭击。他们跌跌撞撞地爬出来在车边卧倒出枪，往四处张望。结果他们发现的唯一一个人影就是那个犯人，他已经趁乱跑出了三、四十米了，很难想象他戴着脚镣还能够跑得那么快。
临时负起了指挥责任的××曹长喊∶“目标，西南方四十米，射击！”只一声枪响之后那人就倒下了。
本来还剩下四个没有受伤的宪兵，完全可以把那家伙轻而易举地抓回来，可是他们当时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戒备可能埋伏在周围的土匪，因此采取了这样决断的措施。不过他们并没有遭到袭击，卡车纯粹是偶然翻掉的。
在这之后，命令我代理宪兵分队队长的职务。
我当时认为很有可能会获得正式的任命，于是在部队的防区内努力地工作起来。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就在上岭，上岭镇距离省城四十多公里，是从省城开出的火车停靠的第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农产品集散的内河码头，这里是２３联队布防的重点。
一个白左机关的中国特务把电话打到了联队的值班室，他结结巴巴地请求皇军支持，他说他正在上岭执行秘密任务，现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门口。
少尉野山带了两个人换上便衣找到了他，那个干瘦的家伙已经被吓坏了。据说，他奉命从邻省跟踪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组织联络员的年轻女人回省城，按照情报，联络员应该把一部电台带回省城，白左机关也按照这样的判断在省里作了准备，但是没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岭下了车。
大半天时间里，白左的人一直浑身流着冷汗在小镇上拼命地盯着那个女孩，几乎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再说镇里屈指可数的几部民用电话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确认跟踪对象住进了旅社，才发疯似的狂奔到火车站，用电话找到了驻扎在当地的日军部队。
军队的宪兵并不喜欢装腔作势的白左机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通过军队的通讯系统向队部作了报告。
那个中国人坐在江岸旅社对面的一家破烂的饭馆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肯定被她看见了，我肯定被她看见了。”看着他那一身在上岭这样的小镇里显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裤和那顶礼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就在这时候，他们的目标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门，她手里提着一口看起来很重的皮箱，沿着镇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两百多米。迎面开来一辆２３联队的卡车，姑娘挥手，车停了下来，爬出一个白净的学生似的小子，笑得象一朵花。
姑娘给司机看一张纸条，这使得后者放声大笑起来，“上车的，上车的。”
他一连串地说。远远跟在后面的两个便衣宪兵目定口呆地看着他们。
十秒钟的寂静，更远一些的小饭店里冲出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家伙，手里挥舞着一枝手枪，他用日语大声喊叫道∶“不准开车，抓住她！”
当三个人∶两个宪兵和一个中国特务把姑娘按在汽车边上搜查她的身体时，野山从地上拣起了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带我去城外找厕所。”
我们首先盘问了白左的那个小子。白左机关认为那姑娘隶属于某个外国（不是中国）的军队情报组织，是负责运送物品和情报的联络员。当然，她自己是中国人，她的公开工作是省城××高等国民学校的教师，名字叫陈惠芹。
那个中国人只知道这么多。
在犹豫了大约十分钟后，我下令回省城，把姑娘带回我们的队部。
第一天
省城的宪兵分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占了一个不小的院子，据说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隐居的中国军官。我们在前面建造了一排临时拘留犯人的砖房，正房供分队的人员使用。后院靠墙原来可能是佣人住的几间房间作为讯问室，院子隔壁住着一队配合我们行动的中国警察。
我带了两个宪兵直接去后院，同时让中川少尉去提一个年青些的女犯到询问室隔壁的所谓“二号室”∶“挂起来，让她叫两声。”这是准备在审问女联络员时对她进行恐吓用的。
那个年青姑娘被带了进来，我让她坐下后盯着她看了大约三分钟。野山他们在上岭拘捕她时就给她戴上了手铐，她把上了手铐的双手平放在腿上，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
她算不上是美人，虽然是蛋形的脸，淡淡的眉毛和细细的眼睛都象是画在脸上的几条细线。鼻梁窄，鼻子有点尖。不过她的皮肤白晰，脖子和手臂也很长。
我从最一般的问题开始。叫什么名字、几岁、哪里人、干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等等。她平静地一一回答，并且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叫陈惠芹，二十三岁，在××国民高等学校教书┅┅等等。
有趣的是，她说这两天到邻省去转了这样一个圈子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上司吵架，赌气请了假，随便找个地方待几天。
这是设计好的答案，因为探亲访友需要提供真实存在的人名和地址，会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能够被查证的东西。
最后我说∶“好啦，好啦，你把发报机弄到哪里去了？说出来，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浪费时间了。”
宪兵们已经拆散了她带的那个皮箱，里面既没有发报机，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她假装吃了一惊∶“什么发报机？我怎么会有发报机？”
我停下来继续盯着她，安静中从隔壁传来女人的惨叫。
我劝说了她一阵，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皇军是来帮助支那人的，她还很年青，不要为某国的白种人卖命之类的讨厌话。我能说一些中国话，但是很不熟练。陈惠芹很天真地眯缝着她的细眼睛看着我。
我冷笑起来，用日语说∶“我的时间不多，打扰了。”对一直立正站在旁边的宪兵挥了挥手。
他们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了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后，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后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喀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
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递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哪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
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奸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
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奸，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现在对于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奸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象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种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
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
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的黄种女人一样，她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象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象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
“说！东西在哪里？要送到哪里去？”站在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大声地吼道。
“我是教师，没有要送什么东西。”
“混蛋，自找麻烦的母猪。”我装做怒气冲冲地冲出门去，一边对宪兵说∶“带到隔壁去。”
二号室里野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赤条条地挂在屋子一头的那个年轻姑娘还有印象，他们中学的老师被人密告有反日言论，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野山少尉便去把那个教师连同他读书会的学生全部抓进了宪兵队。教师被揍得半死后判了十年徒刑，送到哪座矿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学生被人保了出去，剩下运气不好的，既没有判刑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宪兵队里，有时就象今天这样被用来当作恐吓的材料。
为了制造效果，野山把她反绑上双手，用一个大铁钩从颌下钩穿她的下巴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上，让她的双脚只有脚趾着地，弄得她嘴巴里、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是血。她凄惨地往后仰着头，下巴尖奇怪地成了整个人的最高点。
一个新兵坐在她身前，守着一个中国北方居民家中常用的小煤炉，等上一阵便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按到女学生身上。女学生全身像鱼似的一扭，因为嘴中插着钩子不太喊叫得出来，她每次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一声惨痛不堪的呜咽。
我注意到被带进来的陈惠芹转开脸躲避着酷刑场面，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合作一些。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下令说∶“开始干吧！”
宪兵把她推到浑身散发着焦臭味的女学生旁边，用另一个垂下的钩子钩住她的手铐，把她双脚离开地面悬吊起来，然后挥舞军用皮带狠抽她的身体。
打了大约四十多下我叫停，把她从上面放下来，她用手臂支撑着上身坐在地下，急促地喘息着，白晰的皮肤表面高高地鼓起了一条一条的青紫色伤痕，原来整整齐齐的短发被汗水零乱地沾在额头和脸颊上。
开头的这场鞭打和前面剥去女犯的衣服一样是为了震摄讯问对象的决心，使她认识到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事规则，进而怀疑自己事先积蓄的意志力是否足够。
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换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家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面的身体却象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适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以后再换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哪里去？”
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
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于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解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
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
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种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呕使她全身颤抖得象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
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
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
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分的人，无论他（她）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象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
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象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 醒再干，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象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了几秒钟，变得象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