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摇。
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
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复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
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像野山那样喊叫起来。
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面。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
“已经那样干了，正在问话。”他们报告说，我在一边坐下听。
中川他们问的都是淫秽的下流问题，中川多少次，尾崎多少次之类。如果女人不肯回答，便用炉子里烤着的细铁条折磨她。由于被烙在乳房上确实很痛苦，她会觉得这并不是要拼死保守的秘密，就会开始沙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回答。问过一阵之后再转到重要的问题上来，中川希望年轻的女人会觉得就连那样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探究对方心理的工作手段而已。
“再去内务班叫几个人来，干到四、五点钟让她睡一会儿。不要烫得太厉害了。”我拼命克制着马上开始狂热地拷问的想法，临走前对他们吩咐道。
第二天
我睡到早晨八点多钟。宪兵们在讯问室的地上铺了一块破线毯让女犯躺在上面，秋天的夜里很凉，还从前院的拘留室里拿了一条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盖在她身上。为了防止她可能的捣乱行为，仍然给她戴着手铐，给她的脚上锁了一副五公斤重的脚镣，那么重的型号通常是对男犯使用的。由于我的命令是一分钟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有个上等兵一直守在讯问室里。
我掀开她身上的棉被喝令她站起来，她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扶着墙站直身体，当她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她的身体正面已经被烙出了一些伤痕，大多是烧坏了表皮，露出下面一小块积蓄着体液的浅红色肌肉，也有几处烤焦的皮肤像皱纸那样缩成一团。她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肿胀了起来，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看上去表皮下亮晶晶地积着水，有可能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
上等兵告诉我，他们后来又叫来了八个人，那么这个晚上她已经被凌辱了十多次了。
“昨天不还是处女吗？现在的感觉肯定很复杂吧？不想谈一谈吗？”
她垂低着头又恢复了那种装傻的样子，象放留声机似的重复着“我是普通教师，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之类的套话。
“走，到隔壁去，看我们会怎样对待你！”我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大喊大叫起来。
她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动，由于疼痛再加上脚镣的重量，她几乎不抬脚，只用脚掌擦着地面往前移。她从我身边经过在门口停住了片刻，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阳光耀眼吧。她的背和臀在逆光中看来很光洁，形状也很好看。但是我已经十分疯狂，只是恶毒地想∶要是她今天还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就要让这块地方变得象中国的饺子馅一样。
铁链声在门外停住了，我跟出门去，院子里没有其它人。姑娘斜靠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手扶墙，一手捂着小腹，她闭着眼睛，很深地弯着腰。
“哼，受不了了吗？”我冷冷地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她重新慢慢地移进门里去。
“到铁床那一头去！”里面有人喝道。
“往前，再往前，跪到炉子边上去！”
“就这样看着火不准动。”
“这样会暖和一些吧？”
里面的几个家伙都是昨天晚上到过现场的，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侮辱着姑娘，一个比一个更加没有顾忌，以至于我在门外听着都皱起了眉毛。
野山兴致勃勃地翻译着，他们越来越高兴，哄笑着要她表演，姑娘已是带有哭腔的声音固执地重复着∶“不┅┅不┅┅”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她。
我进去时她已经被拖到了屋子中央，有人紧抓着她的头发。她的脸正好对着门，一双眼睛象是被逼到了屋角里的兔子那样充满了绝望。
“恐怕这样对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虽然我是这样的判断，走进去本来就是打算催促他们尽快地开始，但还是微笑着等了一阵。
后来还是让她仰天躺到了铁床上，拉开四肢捆紧手脚。
“上面已经烤过了，再不弄弄下面会不均匀。”姑娘足弓很深的脚掌与她平躺的身体垂直着竖立在那里，宪兵们把棉花团倒上酒精，用细铁丝捆绑到她的脚底上。
火点了起来，一开始酒精冒出几乎看不见的蓝色的火。她猛抽她的腿，带动着铁床都摇晃起来，同时偏过头从旁边看着自己正在散发出青色烟雾的两只脚。
她紧咬着嘴唇一下一下更加用力地往回收腿，就那样沉默地和系紧脚腕的绳子搏斗了一两分钟。
然后她坚毅的神情被痛苦一点一点地撕扯开去，一长串令人胆战的哀鸣冲开她紧闭的嘴唇。她的两条腿变成了散乱的抽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态。她转开脸朝天，完全失控地哭叫起来∶“妈妈呀，我痛啊┅┅”
火熄灭了，问陈惠芹。她抽泣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烫她！”
从炉子里抽出烙铁，头一下就凶狠地按在姑娘两乳之间窄窄的胸脯上。她确实已经咬紧牙齿做好了准备，但是巨大的痛楚肯定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充满恐惧地惊叫了一声，胸廓在火红的铁条下深深地收缩进去。
往她的一对乳房上烫了好几下，再烫她的腋窝。她这时还有点力气，挣扎扭动着身体，断断续续地发出“妈妈呀”、“痛死我啦”、“我真的不知道呀”的尖叫，一声比声比一声凄惨。
宪兵们终于停了手，陈惠芹绷紧的身体也在铁床上松驰开来。既然整个胸乳都已经变成了一大块黑红相间、粘液四溢的半熟的烤肉，她还以为最痛苦的阶段已经坚持过去了呢。
可是拷问的原则就是持续地施加压力。等到通炉子用的细通条重新烤成了炽热的白色，野山舔着嘴唇，开始用它一下一下不轻不重地点触着姑娘敏感的乳晕和乳头。他在这一带非常有耐心地把陈惠芹折磨了很长时间，弄出了一连串紫红色的血泡，再把它们一个个戳穿撕裂，到最后把痛苦不堪的姑娘逼得几乎已经神经错乱了。
等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宪兵们用手一缕一缕拔光了她的体毛，把烙铁按到她血迹斑斑的身体下部。接下去他们本想再烫里面的粘膜，但是她抖动得很厉害，结果按她的人被烙铁烫了手。于是松开了她，只把烧红的铁条放平了往下面压；再换上一根新从炉子里抽出来的往里乱捅；竖起来从上往下用力划，遇到能探进去的地方，便把半根铁条都伸了进去。
她嚎叫得象动物一样嘶哑难听，眉眼口鼻全都可怕地改变了形状，根本不象是一张人的脸了。她狂乱地把头往后面的铁杆上撞，虽然手和脚都在铁床的框架上捆得很紧，她还是能把背和臀部从架子上挺起来几乎有半尺高。中川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头发搏斗了一阵才制止了她，往她头上浇了一桶水。
事实上连中川的脸色都有点变了，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哪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痛得发抖。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痛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
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泄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乳房上，让她看看自己的乳房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乳房象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象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象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象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定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像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象拉直的弓弦一样紧。
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乳房象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乳房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
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个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