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不通的。在‘山阳’战役中，我们把捉到的六个越共妇女干部一个一个地剐肉挖肝，结果还是没有效果。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在精神上打击她们，使她们的精神先垮掉，然后再使用酷刑，她们到那个时候就会感到无法忍受。没有了自尊心，她们很快就会招供。”
“那么，你所使用的药物，会不会从根本上把她们变成淫荡的女人呢？”我问道。
“使用药物的目的就是要使她们丧失自尊心。”阮文新说∶“当她们无法克制那种强烈的无止无休的淫欲冲动的时候，她们的意志会一点一点地垮掉，不久，她们就会变成你说的那种‘淫荡的女人’。”
“但是你不要太自信了。”我说∶“因为我知道，越南女人的意志都是很坚强的，所以她们在受到药物注射之后，也未必能够被淫欲所趋使。”
阮文新露出无可置疑的神色∶“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当注射了这种药物之后，她们的乳房就会感到发热，奶头周围和阴户里将产生无法忍受的瘙痒，所以她们只能不住地用手搔挠，因此就可以使她们自己去刺激性欲。等到药力发挥作用的时候，粘液将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使她们逐渐达到亢奋状态，最后导致手淫和精神错乱。一个女人能够忍受各种皮肉的痛苦，但却绝对不可能克制住这种持久的性亢奋。尤其是到后来奶水将大量分泌，即使她们想忍痛不把奶水排出来，也不会象一般产妇那样达到回乳的结果，反而会分泌出更多的奶水，使她的乳腺极度膨胀，产生爆裂似的痛楚，而那种痛楚根本无法忍受。因此她们迫不得已只好不时地挤奶，而经常挤空乳房的动作，在心理上又使她们对自己的尊严产生怀疑，所以我十分相信这种药物。”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我随辉和阮文新来到了关押杜氏情的牢房。
那是一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的单人囚室，没有窗子，也没有床铺，如果关上牢门里面便漆黑一团。杜氏情身穿着那身破烂不堪的黑衣服蜷缩在角落里，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部。室外射进的光线使她 起了眼睛。她显然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瘫软无力，赤裸的脚上被蚊子咬出许多青紫的肿块。
“站起来！”辉走过去，用脚踢着她命令道。
杜氏情用手撑起身子，然后扶着墙吃力地站了起来。她的表情流露出她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手臂和两腿都在颤抖，但是她紧咬住嘴唇克制着自己，步履艰难地跟着我们来到五号刑讯室。
她显得疲惫不堪，默不作声地垂着头站立在审讯桌前。我留意到，她几次用手腕去摩挲胸部，显然是由于药物所致的乳头瘙痒。
辉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问她把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她轻轻地挪动一下身子，没有回答。
辉在刑讯室里来回踱着步子∶“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如果你不肯坦白，我只有再想办法对付你。我有各种办法能够使你垮掉，昨天你尝到的滋味不过是刚刚开始，以后你每天都要尝受比那更厉害的滋味，把所有的刑具都试一下。等到你的罪受够了，我就会把你杀死在这里，谁也不会知道，谁也不会为你报仇。”
辉用各种恐怖的话来威胁杜氏情，还给她讲女犯人受刑的情形。为了证实他的话，她叫警察押来一位青年妇女，当着杜氏情的面把她的衣服剥光。那位青年妇女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身上伤痕累累，几处伤口已经化脓，两个奶头各勾着一个有倒刺的鱼钩，悬挂着空香水瓶。
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拉到一个水桶前，逼着她喝桶里的脏水。当她喝不下去的时候，两个警察就把她按倒，揪着她的头发给她灌水。
那位青年妇女半昏迷地躺在地下，肚皮胀得很大，四肢无力地平伸，痛苦地呻吟着。警察把她拖起来反缚在柱子上，用长竹板狠毒地抽打她隆起的肚子，每抽打一下，水就从她的嘴里和肛门里溢出来，一直把她打得昏死过去。
拷打结束后，辉命令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拖回牢房。
“你考虑好了吗？”辉盯着杜氏情问道，手里来回颠着一把匕首∶“你是不是想每天都尝受那种滋味呢？”
杜氏情没有抬起头，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刚才的情景。“即使你们杀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她低声然而很坚决地说。
辉狡黠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们会让你这么痛快地死去吗？在你断气之前，我们要给你尝遍各种苦头，慢慢地折磨你，让你自己招出口供来。”
“看来这个越共婆娘病得很重了。”他对阮文新说∶“我们先给她治病吧。”
杜氏情已经没有力气进行反抗了，辉和阮文新把她拖到刑讯床上，给她注射了烈性空孕催乳素。
从那天起，他们每天给杜氏情和同她一起被捕的两名女游击队队员注射两次空孕催乳素，并在给她们送去的饮食和饮用水里也渗有促进乳房发育的甲地孕酮口服液，导致子宫阵缩兴奋的垂体后叶制剂和激敏激台类药物。同时，她们还被定期以审讯为名带到刑讯室去检查药物产生的反应和效果。
果然，这几名在严刑拷打中表现出顽强毅力的妇女被注射药物之后，每次被带到刑讯室的时候都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尽管她们极力抑制着性欲的冲动，可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她们表情和动作的流露。她们低垂着头，脸上泛起红晕，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这种情形使辉和阮文新非常高兴。他们开始加大药量，每天把她们带到刑讯室以至室外去侮辱，还不时地让几个警察在旁观看。
不久，她们几乎无法再抑制住自己。尽管她们以顽强的意志不使自己在失语中讲出越共的情况，但是已经表现得非常沮丧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杜氏情又被带到刑讯室。这次等待她的，除了以往的注射和凌辱以外，还有五名粗暴野蛮的越南警察。
为了进行好半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审讯。阮文新在每天给杜氏情的饮食中加入导致子宫痉挛收缩的麦角流浸液。然而，当杜氏情发现了他们对她使用催情药物之后就开始抵制给她送去的食物和水。因此，辉和阮文新只好每天以电刑威胁她，强迫她进食。
杜氏情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拒绝挤出奶水，迫使辉不得不派两个警察每隔三个小时用吸乳器将她的两只乳房抽空。
那天午饭时，杜氏情发现在饮食中有稠状膏体物质，便把饭倒在门边。辉命令两个警察揪住她的头发，掰开她的嘴给她强行灌入。杜氏情挣扎着、哭叫着，奶水在挤压中浸湿了衣服，最后她还是被身强力大的警察灌下了掺有药液的食物。
由于连日下雨，五号刑讯室里散发着潮湿憋闷的气味。在电灯光照射下，杜氏情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反缚在柱子上，她肥硕的乳房紧张地向前挺出，并随着她的扭动而颤抖，两只深褐色的奶头坚硬地勃起几乎有一英寸高，周围的乳晕也隆出了乳房。
辉把她垂及臀部的长发分开绕到柱子后面捆牢，使她的头不能左右摆动，然后开始用手在她的乳头上来回蹭磨，用极其下流的手段侮辱她。
“我们应该把这些越共女人集中到一起开办人奶公司，”辉侮辱着杜氏情说∶“然后取出她们的奶水制成奶粉出口，或者换取轰炸机。”他以手托起杜氏情沉甸甸的乳房摇晃着∶“你不坦白，我们也有办法消灭那些越共分子，你却只能像奶羊似地被关在这里，每天由警察从你身上挤出你的奶水。以后，我还要让你在这里卖淫，门口立一块牌子，于是就会有大批人跑到这里来。”
杜氏情显然没有听到辉的威胁，剧烈的胀痛使她皱起眉头，痛苦地呻吟着。
她已经不再是那样坚强的越共干部了，药物的作用使她的意识受到了阻碍，此时的她除了强烈的渴望着那种变态的须求之外，再无法控制住她的理智了。
接着，我看到了越南警察对女犯人进行刑讯最残酷的一幕。那场景是人们对同类的肉体进行摧残的最极端的行为的表露∶五个粗壮的越南警察在我面前毫无羞耻感地脱去衣服，围在那位可怜的妇女周围，一面下流地侮辱她，一面轮流上前对她进行奸污。
杜氏情的脸色涨得红紫，表情异常激昂，目光恍惚地大声呻吟起来，竭力摆动着被头发拉住的头部。然而，此时辉却冷漠地坐在审讯桌旁，不时对她发出询问，同时记录下杜氏情在亢奋下说出的谵语。
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杜氏情的呻吟声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警察狞笑着从她的身边离开。
在药力强烈发作并得到满足之后，杜氏情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辉的这次“特殊审讯”。她流下了眼泪，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指挥蹂躏她的辉和阮文新。
辉不以为然地站起身，拿着那份记录材料在她眼前晃着∶“你已经主动讲出了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如果你现在肯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立刻不受这种罪。我保证把你送到医院治疗然后释放你。”
杜氏情想动一下头部，但是被紧缚的头发拉住了。她愤怒地斥责辉采取的卑鄙手段，咒骂他是下流的恶棍。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亢奋谵语时泄露出来的重要情况。
“看来你一定要自寻死路了。”辉残忍地笑着。
他让阮文新给她注射一剂烈性催情剂，然后命令那五个警察把杜氏情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另一间刑讯室去继续进行蹂躏。
“虽然达到了目的，”我对辉说∶“但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分了吗？她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呀！”
辉把材料装进档案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她杀死过三个村长！”辉不无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对待她并不过分。在她指挥越共分子杀死地方官员的时候，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如果你落到她的手里，我相信她会用比我们更残酷的手段杀死你的。而我见过许多被他们杀害的官员和士兵，那样子并不比今天更好。所有的尸体都被越共分子弄得肢离破碎，用这种办法来恐吓其他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在从事那种事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巧妙地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发，使平民对他们杀人行为甚至感到理解，而那些被杀害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则往往蒙受一些捏造的、然而很容易使平民相信的‘罪状’。在当时，似乎平民杀掉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而政府则必须束手待毙。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大多数平民中非常具有煽动性。”
至于像辉和阮文新那样将一些至少是违反文明的刑法加到被俘的敌人身上，对他们进行药物和其他人类发明的对人类施行自残的方式的实验，并从中获得畸形的自我满足，无论在哪一个阶层，包括以人民自居的共产党内部，都俯拾即是。人类心态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客观允许的时候）都会随时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从道义上看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但问题就在于，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对此进行那样的谴责，因为他们那些人是在为我们进行工作，而且竭尽能力地工作着。尽管他们自身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和过错不时地困扰着我们。
如果我们应当对辉和阮文新予以谴责，那么我们对于发明更具备杀伤能力以至毁灭性核武器、化学武器的那些人和制造象电刑、橡皮衣、镣铐等更具备普遍性的折磨人类工具的那些人，是否应予以同样的谴责呢？
在顺化市警察局发生的一切，只是野蛮与文明交织的一个部分，那一类的事情每一个时刻都在世界上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许多善良的人曾经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制止那类的事情，结果都归于失败，残害人类自身的行为仍然极为普遍地滋生繁衍，嘲笑地面对着令我们骄傲的现代文明和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华盛顿爆发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战游行示威活动，使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了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军队。一年之后，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开始与北越进行了秘密会晤。
这一个时期，阮文绍总统的控制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五分之三的土地已经沦丧，以至在南方出现了实际上为北越控制的“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之对立的局面。西贡的秩序又象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混乱起来，枪击、抢劫、强奸和纵火案件日渐频繁。
西贡到处都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带刺的铁丝网和漆成白色的汽油桶把饭店和其它建筑物围了起来，士兵们在街上闲逛或者是靠在作为路障的沙袋上休息。到了晚间，电压总是不够用的，在最好的时间里，电灯泡所发出的光线也只有瓦数的一半左右，而大多数人晚上就靠着这种昏暗的光线来用餐和交谈。
西贡市区以外经常发生小股越共在夜间袭击政府军的事件，我见到一些田地边插着可怜的指示牌，上面这样写着∶“请尽可能地避开田地打仗！”
有一次，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越共分子截住。他们把乘客都赶进丛林中，向他们收税并讲演党内共产主义的理论课。我谎称是法国教师而被当作平民赶进了树林同其他人一起听他们的讲演。那个讲演的越共激动地挥舞手臂，机械地重复几年前越共传单上的话，号召吓得发抖的乘客“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象其他越共分子一样，他始终诅咒美国企图把越南当作它的殖民地。
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五十元南越币也难以维持下去。
我在市区的发艳路附近遇见了陀陀古酒吧间的脱衣舞女绒。她比几年前显得更胖了，肥硕的双乳在衣服下不停地颤动着，脸上依旧着了很浓的晚妆。她告诉我，虽然时局不稳，但是她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因为她一直在注射着空孕催乳剂，那对男人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我问到多依拉的情况时，绒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多依拉三年前就已经应聘到香港的一家夜总会去了。
杜氏情曾经拒绝服用的那种空孕催乳剂在西贡仍然流传着，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娼妓们却竞相自动注射着那种药物，以此来与其她娼妓竞争，甚至有许多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由于注射那种药物而导致了并发症。
渐渐地，西贡人给那些注射空孕催乳剂来卖淫的娼妓起了一个粗野的名字，叫作“de sua”（奶羊）。娼妓们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她们清楚那个名字给予男人的诱惑。为了使人更直观地知道这一点，她们往往有意把衣服的胸襟湿透，同时使充满汁液的乳房有弹性地不停颤抖。后来，西贡出现了更多的de sua，以至在一些冷饮店的橱窗上也公然醒目地写着de sua这样的名字。
然而，所有的de sua最惧怕的并不是警察和歹徒，而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们。那些即将开往前线的士兵对于前途和生命感到缈茫，所以经过西贡之时则到处寻欢作乐。他们从老兵那里得知de sua是些分泌奶水的娼妓，便四处搜寻那些姑娘，他们非但不给予de sua任何报酬，反而把她们肆意折磨，甚至带往前线，而再也不见回来，略有不从或反抗者就难免遭到残酷杀戮的噩运。
１９７２年４月最热的一天，在陈国赞大道聚集着大批开往前线的士兵。我看到那些野蛮的士兵们竟然将六名青年de sua剥得精光，让她们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登上一辆带车篷的ＭＧＣ式军用卡车。那六名de sua鼓涨的双乳在行走中颤抖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岁左右。围观的市民很多，甚至还有几名越南军官也站在路旁悠然地望着那些野蛮的士兵把de sua带往前线。
绒给我讲过一名de sua悲惨的遭遇∶
那姑娘是在她自己的家门外被士兵们捉住的。五名士兵把她押回她的家中进行蹂躏，然后又用枪指着她六十多岁的祖父，命令道∶“老家伙，马上把你的孙女强奸了！”
那位老人被强行脱光衣服爬到已经被士兵们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孙女身上，直到士兵们心满意足地离去。然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士兵又闯进那名de sua的家中，把她带走，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有人看见到她被士兵们拉上军用卡车，带到前线去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西贡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逻，但是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甚至对于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据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南警察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战争感到了失望，认为西贡迟早都会落入越共军队的手里，因此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一条将来的出路。
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时，越南南方和北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继最后一名美国军事人员于３月２３日撤离越南之后，北越政府在４月１日作出了明显的欢迎姿态，并立即释放了五百九十名美国战俘。
此后的一年异常平静，出现了自从法国远征军于１９５９年离开印度支那以后的第一个“和平”年代。然而，那种“和平”却表现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为名义上的文职人员，我在１９７５年３月越共军队发动大举进攻之后，进入了美国大使馆。阮文绍总统命令他的军队后撤集结，试图以此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那种撤退转瞬间变成无法遏止的全面溃败。
４月２１日，阮文绍总统在电台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并于４月２３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八天以后，即４月２９日，当越共军队开始攻打西贡外围的炮声响起之时，我随同美国大使馆人员及一千名美国人由直升飞机接运离开了西贡。
４月３０日，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