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签约，拍点电视剧和出个录音带什么的，好象也没混出个什么名气。这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有赵薇的运气，上次李荷来深圳时说冷佳和广州的男朋友分手了，回到长沙在电视台找了份工作，在生活频道做主持人。
冷佳穿了件绿色的短装上衣，很休闲的一条短裙，头发还没到肩膀，活泼可爱，但是比起我记忆中她明艳照人的样子，还是有些不足，当年我心里可是颇暗恋她呢，这几年不知道是她们变了，还是我变了。
房间太小了，我和刘方有点儿坐立不安，呆了一会，我约好她们中午一起吃饭，就和刘方到街上去喝水。街上的人多了起来，这里又是繁华的商业路段，我和刘方慢慢地走着，东张西望，马路对面是一家叫作“红色”的剧院，很久以前楼上开过“迪斯科”酒吧，我们当年几乎天天来这玩，许冰冰、李荷、李青都是在这认识的，我颇有感慨地和刘方聊着以前的一些故事，刘方饶有趣味地听着，不时发表着他对生活和女人的独特看法。
“和女人交往，绝不可以凭感觉行事，”刘方粗俗地说∶“在你抓着她的乳房、掰开她的双腿干她之前，所有的眉来眼去、情意绵绵都是假的，什么感情，女人天生就是放荡的，知道吗？”
“女人有两种，一种是妓女，一种是母亲，是林语堂说的。”我纠正他的偏见。
“女人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性交的，一种是不可以性交的，王朔说的。”刘方高兴地说道。
我张大了嘴望着刘方，惊讶不已。
红色的“迪斯科”酒吧早就关门了，剧院还在，墙上挂着大幅的电影宣传海报，国庆节前后，到处都在上演《国歌》，海报上那两个男演员冷酷坚强，目光深远，我和刘方都很欣赏，中国一直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男演员，二十来岁没有一点生活阅历的电影学院学生就不用说了，那些三十多岁的也假的很，于是就搞出一些丑星，再不就是姜文那样的，把中国的男人都演成傻逼。也难怪，文化总是要有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当初把中国的文化都革命了之后，现在还在解冻复苏的过程中，不可能指望一个连“长恨歌”都没读过的导演对生命的主题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和表达。他们昨天晚上还在排队分大白菜，今天饱暖了，当然得先玩几个漂亮的女演员，至于像张艺谋那样拿着中国的裹脚布文化到国外去晾晾新鲜得个奖什么的，也不是国内这帮王八羔子那点才学能办到的。
剧院的隔壁是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我和刘方看中了一条NIKE的运动长裤，式样简单舒适，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买，我们一直转到了中山路，再兜回来，时间仍然很早，就到旁边的“罗莎”蛋糕屋喝饮料。
我给上海的林梅打电话，告诉她我在长沙。
“快给我几个靓女的电话号码，”我认真地说∶“我需要。”
“去死吧。”林梅听出是我的声音，很高兴。
“你还在上海吗？怎么没下去演出？”我想起在深圳时她在电话里说的话。
“明天走，今天不才三十号么，你去长沙干什么？”
“玩啊，和我同事一块来的，来看看老朋友。”
“是老相好吧。”林梅笑着说。
“我的老相好还不就是你嘛，”我也笑了∶“什么时候来深圳看我？我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林梅又问道∶“你怎么不去找冯哲玩？你去广州见过她吗？”
“她放假去重庆了，看她原来那个男朋友，上次她去深圳时我正好出差在北京开万国邮联大会，没见到她，被她骂了个半死。”
“活该，在北京出什么鬼差，还不是找你舞院那个小朋友。”
我和刘方回到李荷的店里，她们收拾了东西，锁上门往外走，李荷和我走在后面。“干嘛做的那么辛苦？”我低声问她。
“自己的店嘛，不好好做怎么行，我算了一下，每天至少得卖六百元才能保本。”李荷轻声轻语的回答。她说的话总是很有道理，我厌烦地想，我就讨厌有道理的话，那些话不是谎话，就是现实的过份。
我们在街上商量了一会去哪吃饭，冷佳的主意最多，她主持的一个栏目叫作“大嘴吃四方”，就是专门介绍长沙各种吃喝玩乐的场所，最后我们决定去一家“干锅”店，我们打了两辆车，我和李荷坐在一起。她也不知道那家店的具体位置，我们在五一路上的一家公园门口下了车，给冷佳打电话，一路找过去，才看到她们三个已经坐在里边了。
“我们还以为你们开房去了。”苏娅笑道，长沙女孩说话、开玩笑都色情的毫无顾忌，刘方也已经习惯了。
“开心不如开房。”李荷用长沙话说，我觉得她现在变得很粗俗。
那家店的老板娘认识冷佳，很热情地走过来招呼我们，冷佳问我们喜欢吃什么。
“老规矩吧，”我大大咧咧地说∶“先来碗鱼翅漱漱口。”
大家都笑，刘方也懒得点菜，就让老板娘随便安排一下，那种锅要烧一段时间才行，我们等菜的时候，就聊一些以前的事，苏娅跟我是极熟的，她原来和我一个北京哥们关系挺好的，和我之间的关系坦荡荡，性格又开朗，所以说话毫无顾忌。
“韩江，你他妈的这几年到底怎么样？”苏娅问我∶“发财了没有？”
“没有，”我看着李荷给我倒茶∶“要是发财还不赶快回来娶你。”
“算了吧，你还会想到我？”苏娅幽怨地托着腮帮子，白了我一眼，逗得大家都乐了。
“其实我对你的心，”我认真地对苏娅说∶“永如当年初见你的那一日┅┅一点感觉也没有。”
刘方听着无聊起来，说要给大家讲个黄色笑话，我们都说好，这好象是大家的共同爱好。
刘方清了清嗓子，煞有其事地讲道∶“有一对夫妻，把做那种事叫作‘洗衣服’。有一天夫妻吵架了，晚上老公忽然想要，就告诉儿子∶‘去，问问你妈今晚洗不洗衣服？’儿子就去问妈妈，妻子一听非常生气∶‘妈的，刚吵完架，还想搞这个，儿子，去告诉你爸，洗衣机坏了。’儿子就去告诉他爸爸说洗衣机坏了，老公一想，那就算了吧。又过了一会，妻子忽然也有了这个念头，就叫过儿子∶‘去告诉你爸爸，洗衣机修好了，还洗不洗衣服了？’儿子就跑过去告诉爸爸，只听他爸爸瓮声瓮气地说∶‘不用了，已经用手洗了。’”
刘方讲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微笑不语，因为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而且苏娅她们这些长沙女孩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不到十六岁就听过了，记得当初我在长沙时就曾经见她们传播来自台湾的这种故事的录音带。
果然冷佳和苏娅都没什么反应，只是礼貌性的笑了笑∶“你这个故事太老土了。”苏娅笑着对刘方说∶“我讲一个公共汽车上的故事。”
“有一个男人，这样子上了公共汽车，”苏娅右手五指成爪，虚托在空中∶“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车上的人都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人要不是在拜神，要不就有什么毛病。后来马路上车多，公共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大家挤在一起，这个人也摔倒了，伸手扶住了前面的栏杆，等到车停稳，只听这个男人哭道∶‘这下可完了，我老婆的尺寸没了，可怎么去买衣服啊。’”
我和刘方都没听过这个故事，哈哈大笑起来，冷佳笑着说∶“我也讲一个公共汽车上的事。话说有一个老头，拿着一只鹅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规定是不许带动物上车的，老头就把鹅藏在裤裆里，又怕鹅憋死，就把拉锁拉开，让鹅头露在外边透气，这个老头觉得很得意，就把手吊在车栏杆上，吹着口哨。旁边一个老太太很好奇地样子，一直盯着老头下边看，终于把老头看急了∶‘看什么看，没见过吗？’那个老太太有点害羞，细声细气地说∶‘见是见过的，就是没见过长眼睛的。’”
刘方听的目定口呆，他可能见惯了男人在一边大讲黄色笑话，而女孩在一边满脸通红掩口而笑的场面，象这样身处风尘之外，却谈笑洒脱无忌的女孩见的不多，不大适应。半晌才狠狠喝了一口茶，忿忿地说∶“好啊，跟我来这个，我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怕这个吗┅┅再来一个。”
“男人，给我男人，”苏娅在一边骚首弄姿，讲道∶“有一个女人，离婚了和儿子住在一起，她儿子特别想要一个脚踏车，但是妈妈不给她买，有一天儿子路过他妈妈的门口，看见她妈妈正在对着镜子在祈祷，”苏娅把左手放到胸前，又把右手放在胸前，学那思春的少妇∶“‘男人，啊，给我男人’，她儿子若有所悟，就回到自己房间也对着镜子学他妈妈的姿势祈祷∶‘脚踏车，啊，给我脚踏车。’”
苏娅学的像极了，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初见面的那点拘束感更是一点也没有了。
“我也讲一个公共汽车上的故事，”我想起一个笑话，就讲给她们听∶“有一个近视的很厉害的女孩坐公共汽车，右手拿着香蕉在吃，忽然一个急刹车，她往前一冲，香蕉掉了，急忙拾起来坐好继续吃，又过了几站，忽然听到旁边站着的男人说∶‘对不起，小姐，我可以下车了么？’”
我们边说笑边吃完了饭，我觉得有点辣，吃的不多，买单的时候，老板娘说不用了，冷佳刚帮她们在电视上做过节目。我和刘方都过意不去，又不差这么点钱，“那下次我们就不好意思再来这吃饭了。”冷佳也对那个老板娘说。
“那就随便给点吧，也别算什么帐了。”老板娘推让不过，客气地说。
“也是，”我对正往外掏钱的刘方说∶“也别多算了，给两千就行了。”大家嘻嘻哈哈地站了起来，老板娘也逗乐了，刘方还是去结了帐，老板娘多打了些折扣，其实长沙的饭店本来就很便宜。
往外走的时候，冷佳和我走在后面，“还记得我吗？”我笑着问她。
“当然了。”她没有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的心中微微一动，看看外边的天色，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秋天了。
苏娅带着刘方去一家叫作“中天”的酒店开房间，我、李荷和冷佳回店里拿行李，一路上我和李荷都没什么话说，她待我到正常的很，回到店里，我忽然想起那家体育用品商店，就和李荷去买了双NIKE的运动鞋，买了条运动短裤和几双袜子，我喜欢打网球，出门时我又见到了那条运动长裤，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买。李荷要看店，冷佳的家离我们住的那家酒店不远，我们两个就搭一辆的士走，在车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她翻了翻我买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心里乱七八糟的，好多事想不清楚，先到了酒店，下车时我邀她一会过来和我们三个打牌，她说要先把东西送回家。
我打了个电话给刘方，在７１８房，我坐着狭小的电梯上了七楼，惊奇地发现中天酒店的房间很新，空间也很大，地毯也干净，我很高兴，刘方光着膀子躺在床上，苏娅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没出什么事吧？”我把东西扔在桌子上，笑嘻嘻地拿他们两个开玩笑。
“你来晚了，”苏娅笑道∶“早就完事了，她们呢？”
“李荷在看店，冷佳回家放东西去了，一会过来。”
我和他们又开了几句玩笑，就拿了衣服到洗手间里冲凉，过了一会，听到苏娅在房间里给冷佳打电话，又过来敲洗手间的门。
“干嘛？”我关了水龙头，问道。
“冷佳说要睡觉，不过来了，那我就先到李荷店里去，你们先休息一会吧，我们晚上再过来。”
我换了衣服，点了根烟，靠在床上看电视，和刘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
“长沙女孩说话是不是都不算数，说过就忘？”刘方问我。
“没错，这是她们的本质。”我仰起头，努力吐着烟圈。
“所以泡妞时就不能太投入，这样才能百战百胜。”
“那又有什么意思。”
晚上李荷和苏娅过来的时候，我和刘方还正在睡觉，我起来开了门，拉开窗，天已经黑下来了，街头华灯初上，我喊醒刘方，又去洗了脸，觉得精神很不错，在深圳朝八晚六的生活，每天辛辛苦苦一砖一瓦地建设社会主义，哪里有这样舒服的下午觉睡。
李荷没有换衣服，脸色依然有点黄，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她走路有点外八字，从后面看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中年妇女，我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已经彻底的完了。
我们四个打了辆车，到五一路上的一家“北京饺子店”吃饭，刘方随便点了几个菜，我自己要了一瓶啤酒慢慢地品，斜对面的座位坐着几个年轻的女孩，肆无忌惮地盯着我们看。
快吃完时，冷佳来了，她换了一套衣服，穿着米黄色的长裤，显出颀长漂亮的身材，一坐下就叽里瓜拉地和李荷她们用长沙话说话，我和刘方也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我买了单，苏娅说要到凤凰城去玩，我们说昨天刚去过，冷佳说那就去荷东吧，我们出门打车时，我还是和李荷坐在一起，大家都还把我们当作情侣，四年的交情。
荷东原来就在长沙青年宫的里边，门前灯火通明，卖小吃的、卖字画的、卖花的、打电话的、等人的，俊男靓女和怪男丑女嘈杂不休。我买了门票，走进大门，门口是一个存包的地方，再里边有一个环形的吧台，四周围着一些台子和座位，舞池中已挤满了人，台上几个ＤＪ在歇斯底里地煽情，我们在离门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台子坐下，要了一打太阳啤酒，旁边放着几台电游机，有人在玩赛车。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走到门外给郑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住在中天酒店，明天可能不能和她们去渡假村去玩了，郑菲很客气，说回来再请我们吃饭。
我走回座位，发现她们都不在，桌子上什么也没有，我想是不是换了座位，就在里边转了一圈，也没见到她们。看见许多长沙年轻的女孩，还象以前那样漂亮，不过风格变了很多，一些人的头发泄的红红绿绿的，显得很不成熟。我去了洗手间，出来后仍然没有看见她们，就坐在原来的座位上，观赏来来往往的女孩们。
过了一会，李荷回来了，她们去跳舞了，“你没有看见我们跳舞吗？”李荷亲热地坐在我的身边，问我。
“没有啊。”小姐用冰筒装了啤酒过来，我拿了一瓶，放了一片柠檬，轻轻喝了一口。
又过了一会，冷佳、苏娅和刘方都高高兴兴地走过来，一人拿了一瓶啤酒。
“天生我丽质我没有办法，从小我就是这么三八。”苏娅随着舞曲在座位上不安分地扭动着身子，唱道。
“喂，刚才那几个女孩子调戏你哩，”冷佳和苏娅取笑刘方∶“你怎么没反应。”我和李荷也笑着看刘方。
“不是我没反应，是太丑了，”刘方摘下帽子，无奈地说。
“你不就爱丑女吗？”冷佳不怀好意地笑。
“你们不要拿人家的相貌开玩笑，”苏娅颇有正义感地说道∶“长的不好看，也不是她们的错，要怪也只能怪她们的父母。”
我们目定口呆地看着她，苏娅顿了顿，说道∶“但是，如果晚上还要出来吓人，那就是她们的错了。”
我们喝着酒，嘻嘻哈哈地胡说八道了一会，就跑到舞池里去跳舞，我听着铿锵的鼓点，奇怪自己竟然找不到一点感觉，几年过去，我竟然已经不会跳舞了，记得当年刚流行“蹦迪”时，我们可是苦练了一阵，跳的蛮专业，我们从北京学来的新鲜花样曾让长沙女孩羡慕不已，难道真地老了？我痴痴地看着舞池中闪烁变幻的灯光，有一种深深的陌生感。
冷佳和李荷同岁，看起来却青春的多，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