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睛，睫毛湿湿的，“你为什么抱着我？”她低声责问我，但还是可以看出她挺高兴。
“是你先抱我的。”我低声辩解，“哦，”她叹了口气，“我做梦了，梦见阿Dick……可能是我真心喜欢上这小子了，我太寂寞了。”她说着，起身下床，整理一下头发和天天的浴衣，“还是去隔壁睡吧，”她走出门的时候突然笑起来，脸上满是诡异表情，转身问我，“你喜不喜欢我像刚才那样抱着你？”
“God！”我对大花板做了个鬼脸。“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真的，我们可以做得更默契，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星座相合。”她作手势制止我开口，“我指的是，我也许可以做你美丽小说的经纪人吧。”
十七、母 女 间
我坐在双层巴士的顶层一路摇晃着，穿过那些我无比熟悉的大街、高楼和树木，在虹口下了车。那幢22层楼高的住宅在阳光下很显眼，大楼外墙的淡黄色已被化学物质污染着略略显得脏了。我父母就住在楼房的顶层，从我家窗户看出去的街道、人群、楼房统统变小，鸟瞰下的城市微观而丰富多彩。但我家的海拔如此之高，使我父母的部分有恐高症的朋友不再经常造访。
而我却很享受整幢建筑物随时会坍塌崩溃的感觉。上海不像日本的很多城市坐落在地震带上，上海只有几次轻轻摇晃的记忆。其中一次我记得是在与以前杂志社同事们在新乐路上聚餐的时候，那是秋天的晚上，刚摇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扔下手里的大闸蟹，一个箭步首先跳下楼梯，等同事们都下来，我们在饭店门口轻声聊了一会儿天，摇晃过去了，我们重新回到楼上，我满怀着对生命的珍惜之情，很快吃完了碟里剩余的肥肥大大的蟹。
电梯里永远是那个裹着件旧军装的老头子在负责揿按钮，我也总会想着电梯每上一层，城市脆弱的地表就断裂出一条细细的缝，电梯上上下下，上海就会以每秒钟0．0001毫米的速度向太平洋洋底沉陷。
门开了，妈妈的脸上有高兴的表情，但她克制着，依旧淡淡地说，“说好10点半到的，又迟到了。”她的头发还精心焗了油，做了发式，应该就在楼下的理发小店里做的吧。
爸爸应声而出，他胖胖的，穿着崭新的鳄鱼牌T恤，手里拿着一支“皇冠牌”雪茄，我几乎在一瞬间惊奇地发现，经过这么多年原来我的爸爸还是相当讨人喜欢的漂亮老头。
我给他一个大拥抱，“生日快乐，倪教授。”他笑眯眯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今天是他的节日，双喜临门，既是53岁生日，又是他熬到头发发白熬到做正教授的一天。倪教授听上去可比“倪副教授”正点多了。
朱砂从我的卧房里走出来，她暂时还借住在这里，新买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在装修中。说来也很有意思，我父母坚决不收她的房租，好几次她偷偷塞在他们的包里或抽屉里都被他们责备了一番。他们的理由只有一条，“自己的亲戚，这样看重钱像什么样子。商品社会里也得讲亲情也得坚持某些原则是不是？”我爸爸说。
朱砂就常送他们水果之类的小礼物，这次生日又买了一大盒雪茄，爸爸只抽国产的“皇冠”，使他得意的是系里的一些欧洲访问学者们在他的推荐下也都抽上了这种中国雪茄。
我买了双袜子给老爸，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眼里送给男性的最佳礼物就是袜子（我送给历任男友们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双又一双的袜子），另一方面我的存款已快用完，而指望新书赚钱也还有一段长长的时间，必须节约一点。
来做客的还有爸爸的几个在读研究生弟子，妈妈照旧在厨房里嚓嚓嚓地炒菜，家里新雇的钟点工在一旁帮忙。爸爸的书房里是一片高谈阔论声，男人们都在谈一些又难懂又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话题。当初爸爸曾想把他弟子中的一个介绍给我做男朋友，我没答应，因为那个男孩身上的书生气使我反感，男性在知识渊博的同时，应该会解风情、知道女人的美、女人的好、女人的忧伤，至少会说些情话。要知道，女人的爱意首先经由耳朵，再到达心脏。
我和朱砂坐在小房间里聊天，她的头发剪短了，按照最近一期EllE杂志上的发式剪的，所谓爱情使人旧貌换新颜，此话一点都不假。她看上去皮肤光洁（我宁可相信这种光来自于爱而不是她用的资生堂面霜），双眼湿亮，斜坐在雕花木椅上像古代仕女图。“你总是穿黑色。”朱砂说。
我看看身上的毛衣和窄腿裤，“有什么不好吗？”我说，“黑色是我的幸运色，也使我显得漂亮有气质。”她笑起来，“不过也有别的漂亮颜色嘛——我正想送你一些衣服。”她站起来，就在一只衣橱里翻翻找找。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她总是这么慷慨善良，但这次是不是想贿赂我，因为她与阿Dick的事与我有关，是我给了他们机会相识，而马当娜又是我的朋友。
她真的拿着几件看上去一点都不旧的时装在我面前一一抖开，让我看一看。“你留着吧，我没有很多穿时装的机会，我总是穿着睡衣呆在家里写小说。”
“可你要跟书商或者记者什么的见面，还要签名售书呢，相信我，你一定会成为很有名的公众人物。”她笑着恭维我。
“说说你跟阿Dick吧。”我突然说，也许我的话缺少必要的铺垫，她愣了一愣，笑笑，“很好呀，我们蛮合得来。”
他们在那次草地派对后就互留了地址电话，这一切是阿Dick主动挑起的。打电话约她出来也首先是阿Dick，第一次赴约前她还很费思量地犹豫着，要不要去赴一个小她8岁的男人的约会，更何况那个男人还与另一个做过妈咪的厉害女人有着暖昧关系。但她最后还是去了。
说不出为什么，也许她厌倦了自己的谨慎，她不想总是做人们眼中干净但空无一物的淑女，良家妇女也会有突然想踏进另一个世界的欲望。正所谓“修女也疯狂”。
在一家很不起眼的餐厅，他们在灯光下相对而坐，她故意没有任何修饰，衣服也很随意。可她还是在他眼里看到了燃烧的小火焰，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露丝在杰克眼里看到的那种让人心跳的光。
当天晚上她去了阿Dick的住处，他们在艾拉·费资杰拉德的爵士咏叹调里做爱，做爱的感觉像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奇妙而温柔的感觉，仿佛可以爱到一个人的骨子里去，可以融化为水，像水般在他的肉身上流淌，随形赋影，随音抒情。她晕头了。
“我是不是个坏女人？”她低声问年轻而疯狂的情人。他正一丝不挂倚在床头盯着她微笑。
“是的，因为你让我爱上你。”年轻的情人回答说，“在生活中的好女人，在床上的坏女人，像你这样的女人哪里可以去找？”他把头埋在她怀里，“我想我是个Luckyguy。”
她不知道他有多少可信度，但她已想过并已想穿了，不要多操心以后的发展，该怎样就怎样。她不想依靠谁，她有份好职业有聪明的头脑，在这城市里她代表新一代精神与物质上都自主而独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你们，会结婚吗？”我好奇地问，“我只是关心你……”我补充道。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病总像是建立在探听别人隐私上面的。朱砂刚离婚不久，认识阿Dick时间也不长，可我觉得朱砂是天生适合结婚成家的女人。她身上有母性也有责任心。
“不知道，不过我们之间的确非常默契，”我心想这种默契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床上，“喜欢吃一样的菜，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小时候我们都是左撇子，被大人逼着用右手，”她看看我，笑起来，“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比我小8岁。”
“围棋美男常昊也是与一个大他8岁的女人幸福地结了婚。”我也笑起来，“情缘是最说不清的一种东西了。……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阿Dick，他其实很内敛的，你能把握住他吗？——年轻的艺术家往往能激起年长一点女人的母性，而艺术家本身则是不可确定的，游移的，他们东南西北找寻的只是艺术，而不是一个女人。”我说。几个月后报章都在大肆渲染的窦王离婚事件中，男主角窦唯的理由就是他更爱自己和音乐，太太即使是亚洲歌坛的天后也没有用啊。
“你也是艺术家啊。”她淡淡一笑，一脸端庄，像清晨公园里沾着露珠的一尊玉雕，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眺望远处。“好吧，”她扭过头来一笑，“谈谈你的小说，谈谈你的天天吧。”她的笑容使我突然感到我有可能低估了她对生活的诠释力和那种女性特有的智慧。她绝对是上海中产阶级女性中有主见的典范一员。
“最近马克怎么样？”我问。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猜他正忙着享用与家人相聚的时光。
“圣诞的假期刚过，公司里一下子很忙，有不少业务要赶做出来——马克是个令人挑不出毛病的老板，有判断力有组织力有头脑，除了有时太过严肃。”她摸着我的膝盖，坏坏地笑着，“你们俩在一起，可是我没想到的。”
“我看上他翘翘的屁股和纳粹般的骨骼，至于他，可能看上我东方人的身体，光滑，没洋女人那么多的毛，黄金般的颜色，有柞绸般的神秘，还有——我有个不能做爱的男朋友，以及我是个写小说的女人。这就是我们彼此吸引的全部原因。”
“他有妻室。”
“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不会爱上他就不会有麻烦。”
“你肯定，你不会爱上他吗？”
“——我不想谈这个了。好像女人之间永远在谈论男人……该吃中饭了。”
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朱砂记起什么，低声跟我说：下周六下午在浦东美国学校操场上有场德国商会组织的足球友谊赛，马克会参加，他是他们公司球队的前锋线射手。“我想去看看，”我低声说。“很可能你能见到他的太太和小孩。”她说。
“好吧，可有好戏看了。”我耸耸肩。电影中描写到丈夫、妻子、情人同时碰面的情形总是很戏剧性的。我想导演就要把镜头摇到我身上了。
“多吃点，”妈妈坐在我旁边，“这道花生猪手汤是我刚学会做的。”她的眼睛里盛满了母爱，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温暖也使我倍感压力，使我想纵身跳进去在母性子宫里熨平所有成长后的焦虑和悲伤，也使我想拔腿逃出母爱筑成的天天的广场。死活都不用管我，也别来烦我。
“还是在叫外卖吃吗？人瘦多了……那个男孩——天天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打算？”妈妈继续小声问。我低头吃饭，故意把汤喝得哗哗响（我们家不允许喝汤大声）。爸爸和学生们还在谈论国际时事，好像他们亲自去过白宫或巴尔干半岛，对伊拉克或科索沃局势发展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其中某些细节，比如其中的一个学生知道克林顿在面对第一次国会调查其丑闻发表讲话申明自己清白时，他脖子上挂着的就是莱温斯基送的ZOI牌领带，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暗示性细节，他以此来请求莱温斯基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保持忠贞，不要背叛他。
“妈妈，”我认真地看了一眼身边风韵犹存但总是忧心忡忡的中年女士，“你不用担心我，如果哪一天我有了解决不了的麻烦，我就会躲到家里来避难的——就这么说定了，好吗？”我抱抱她的肩膀。
蛋糕端上来，是那几个学生合送的，插着六支蜡烛。爸爸情绪很好，一口气吹灭了蜡烛，像老小孩一样哈哈笑着，切蛋糕分给大家。“马上就会有笔基金到手了，课题研究会有新的进展，”他说。于是他的学生纷纷谈起那个课题，《唐代文官休假制度研究》（听上去这个话题就像手里捏了红球、绿球试问哪一个手里有黄球一样奇怪）。
在我眼里，许多教授门下的弟子简直就是一群应声虫，或者奴隶，他们首先得附和导师的治学思路，藏起自己的疑问，然后在取得导师的垂青后跟随导师四处开研讨会，在导师推荐下在杂志上发论文，甚至在导师关怀下结婚生子，谋取职业，直到他地位稳固能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一天。
其中一个学生问起我的小说，我想肯定是爸爸告诉他的学生们我又在写作了，尽管他并不以有一个小说家女儿为荣，但还是在热心地替我宣传。一群人又聊了一会儿，我想回去了。
“连一个晚上都不能住吗？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妈妈盯着我，伤心的眼神，恍然地穿过时间，像星际碎片飘在无尽的虚空里，“唉，我只是想上街走走，晚上我会留在这儿过的，和朱砂睡在一起。”我微笑着，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也是学会说谎的声音。
十八、爱 的 两 面
记得两年前我被杂志社派到香港做一组关于“回归”的特别采访，每到深夜结束一天的工作，我就会坐在维多利亚港的石阶上抽着烟凝视星星，仰得脖子差点断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处于如此这般的浑然忘我的境地，一瞬间忘却周遭万物的存在，连自己也忘却。脑袋里大概只剩下一些疏淡的蛋白细胞在静悄悄地呼吸，就像一丝蓝色的烟雾静悄悄地升起的那种情景。
写作使我时不时处于这样的状态，只不过我是在低头俯首地凝视一些星星，它们闪烁在一些即兴出现的文字里。我觉得那一刻自己涅盘了，就是说，我不再对疾病、事故、孤独甚至死亡感到害怕，统统免疫啦。
而现实生活总是与愿相违的。我透过一个窗户，我看到人影幢幢，如黑黝黝的树枝交叉在一起，我看到爱我与我爱的人，充满渴望、遥远的而受难的面孔。
在浦东美国学校的操场边上，我遇见了马克一家。马克今天看上去格外帅气，可能与明亮的阳光和四周自然怡人的环境有关。这一所专向外籍子弟开放的贵族学校仿佛建立在云端，与凡俗生活的浮尘隔离，整个校园有种水洗过般的清新，连空气都仿佛消过毒。这要命的上层阶级情调。
马克嚼着口香糖，泰然自若地向我们打招呼。把他的太太介绍给我和朱砂。“这是伊娃”，伊娃的手拉着他，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还要美丽丰满，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在脑后简单地束成一束，耳朵上有一排银色耳钉，黑色毛衣更加衬托出她的白皮肤，那种白色在阳光下有蜜汁的芬芳，使人有做梦般的感觉。
白种女人的美可以沉掉千艘战帆（如特洛伊的海伦），相对而言，黄种女人的美则是紧眉俏眼的，总是像从以往香艳时代的月份牌上走下来的（如林忆莲或巩俐）。
“这是我公司里的同事Judy，这是Judy的表妹CoCo，一位了不起的Writer。”马克说。伊娃在阳光下眯起眼睛，微笑着，握了握我们的手，“这是我的儿子B·B。”他从童推车里抱起小孩，亲了他一口，逗了一会儿，然后把孩子递给伊娃，“我该上场了。”他踢踢腿，微笑着斜瞥了我一眼，拿起一包衣物走向更衣室。
朱砂一直在跟伊娃聊天，我无所事事地坐在一边的草地上，回想了一会儿，觉得从见到马克的妻子第一眼开始，我就没有原先预想中那么嫉妒，相反我也喜欢伊娃，谁叫她那么美，人们总是喜欢美丽的事物的。或者我真是个不错的女孩，看到人家家庭美满我也觉得欣慰？哦上帝。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我的视线一直都紧盯着马克，他在足球场上来回跑动的身影健康生动，那一头金发在风中飘扬，飘扬的也是我的一场异国情梦。他的速度、肌肉和力量己公开展览在百余名观众眼前，相信很多体育运动实质上是一场集体参与的大型性狂欢，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的球员一起兴奋得难以抑制他们身上的肾上腺素，空气里飘来飘去的也就是这种气味。
一些校园学生在喝着可乐大声嚷着，伊娃继续在和朱砂聊天（好像这比看丈夫比赛更有意思），而我的内裤已经湿了。我从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对马克充满了渴望。让我像一只被狂风摇落的苹果一样落进他的怀里吧。
“CoCo，几年前你出过一本小说集吧。”朱砂突然打扰了我的注意力。
“哦，是的。”我说，我看见伊娃对我微笑。
“我很有兴趣，不知现在还能买到吗？”她用英语说。
“恐怕买不到了，不过我自己还有一本可以送给你，只是，那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说。
“哦，谢谢，我正打算学中文，中国文化很有意思，上海是我见过最令人向往的城市。”她的脸白里透红，是多汁的白人少妇。“有空的话下个周末来我家吃饭怎么样？”她发出了邀请。
我掩饰住紧张，看看朱砂，该不会是鸿门宴吧？
“Judy也会来，还有我们的一些德国朋友。”伊娃说，“下个星期我就要回德国，你知道，我在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不能请长假。德国人热爱环保到了偏执的地步。”她微笑着，“在我的国家，没有那种冒烟的三轮汽车，也没有人把衣服晾在人行道上。”
“哦。”我点点头，心想德国可能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那好吧，我会来。”
我觉得她也许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女人，但也许慷慨而可爱。
童车里的小B·B高声叫起来，“PAPA，PAPA。”我扭头看到马克挥着拳头一个跳跃，他刚刚射进了一粒球。他远远地向我们抛了个飞吻，伊娃看了看我，我们都笑起来。
在去教学楼找洗手间的时候，朱砂问我有没有觉得伊娃很可爱？
“也许，这更使人对婚姻感到悲观。”
“是吗？——看上去马克很爱她的。”
“婚姻专家说，一个人真心爱他的伴侣却并不表示他会对伴侣保持一生的忠贞。”
在洗手间我发现了一张有趣的张贴卡通画，上面是一片绿色丛林，一个巨大的问号：
“世上最可怕的动物是什么？”从洗手间出来，我和朱砂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个答案：“人。”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喝着汽水开着玩笑。我有机会与马克说几句话：“你的家人很可爱。”
“是啊。”他脸上的表情很客观。
“你爱你太太吗？”我轻声问。我不想和他绕圈子，单刀直入的方式有时给人快感，我不太怀好意地看着他。
“你会嫉妒吗？”他反问。
“笑话，我不是傻瓜。”
“当然了。”他耸耸肩，把视线投向旁边，和一个熟人打了个招呼，然后转过脸对我微笑。“你是在夜晚唱歌的女妖。在我们国家的传说中，这个女妖出没在莱茵河，她会爬上岩石，用歌声诱惑船夫触礁身亡。”
“真不公平，这事打一开始就是你先诱惑我的。”
伊娃走过来，抱住丈夫肩头，伸脸给了个亲吻。“在谈什么？”她面带疑惑地笑着。
“哦，CoCo在讲一个新构思的故事。”马克顺口说。
阿Dick在球赛结束前来找朱砂，他穿得简单而时髦，头发用发胶打理过，额前一片略略扬起。但左腮上有一块奇怪的伤疤，看样子是刚刚受的伤，并且是用利器刮的。他跟我寒暄了几句，还好没问我小说写的进度。最近我已经受不了别人一见我就问小说，那让我精神紧张。
“你的脸怎么了？”我指指他脸上的疤问。
“被人打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张张嘴，觉得实在很奇怪，他又能惹上谁呢？我看看朱砂，她做了个手势，仿佛是表示此事既已过去，就不用再提了。
我的脑子里突然电光一闪，会不会是那个疯狂的女人，马当娜？她口口声声说不甘心，难道她会找人用这种方式教训她的前男友？如果是这样，那真正是很暴力的情结。
这些天，马当娜不在上海，她带着信用卡去了香港疯狂购物，并会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前几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堆神叨叨的梦话，说是去过全香港最有名的法师王半仙处，被告知近期的确霉运当头，诸事不顺，宜东南行，所以她去香港是去对了。
朱砂和阿Dick要一起去装演店买墙面涂料，朱砂那套买在瑞欣花园的房子由阿Dick帮忙设计。据说打算在墙面上涂一种复古情调的油漆，优雅的赭色，光滑厚实的质感，可以使人仿佛置身于塞纳河畔，因为只有法国才出产，带着30年代沙龙的味道。
卖这种油漆的店不多，他们听说在浦东一家装演总汇有。
球赛还没完，他们就一起离开了，我独自一人呆在场边，直到球赛结束。结果是马克的球队胜了。
马克头发湿淋淋地从更衣室出来，他换下了球衣，走向这边。伊娃和我一直在交流彼此对中西方女性意识及文化异同点的看法。她认为在西方一个女人有一点点的女权意识会受到男性的仰慕。我说，“是吗？”然后我们的交谈结束了，伊娃转脸过去与丈夫亲吻。“一起去逛会儿街，怎么样？”她问我。
在浦东的八佰伴百货店，伊娃独自坐电梯到三楼礼品专柜去看陶瓷和丝织品，我和马克坐在楼下的咖啡座的一角，喝着咖啡，不时地逗着B·B。
“你爱她吗？……对不起，我问得不太礼貌，这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玩着一块方糖，眼睛看着对面的柱子，柱子漆成奶黄色，上面画了些装饰图案，刚好能挡住进出于商店的人群的视线。
“是个善良的女人。”马克答非所问，一只手握着儿子的小手。
“是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包括你，也包括我。”我微讽地说。尽管这种略微嫉妒的情绪不合我们之间这种情欲游戏的规则。这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随时随地保持平常心，不能有伤感或嫉妒的倾向。
有句话说得好，“决定了就做，做了就要承受一切。”
“你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在想……你会不会让我痛苦？”我盯住他，
“会有那么一天吗？”
他不说话，我突然被一种类似忧郁的感觉控制了。“亲亲我。”我低声说，把身体朝桌子那边靠了靠。他不太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然后也靠近桌子，把脸伸过来，在我唇上留下湿而温热的一吻。
几乎就在我们同时闪开身的一刹那，我看到伊娃的身影从柱子后面闪现，她微笑着，手里提着满满的购物袋。马克的神情也几乎在一秒钟之内调整适当了，他接过太太手中的东西，用我听不懂的德语轻松地跟她开了句玩笑，（我猜是玩笑，因为她很快地笑起来），我像个局外人那样看着他们夫妇的恩爱举止，然后我向他们告别。“下周末在晚餐桌上见。”伊娃说。
我在码头乘上过江摆渡游轮的时候，天色变得很糟糕，铅灰色的云堆积在头顶，像一大团败絮。江水一片浊黄，飘浮着零星的塑料瓶、烂水果、烟蒂之类的垃圾。水面微微起皱，像一片弄脏的巧克力奶昔。波光使眼睛略略不适。身后是高楼鳞次的陆家嘴金融区，前方是雄伟不可一世的外滩建筑群。一艘黑旧的货船从右边驶来，货船尾部飘着红布，看上去怪里怪气的。
我呼吸着清凉的发酵味的空气，看到浦西码头越来越近，我有种恍然的感觉，好像在很久以前梦里经历过这种场景，泛黄的水，伤感的空气，锈迹斑斑的船头略略倾斜着，向着尺尺之遥的码头慢慢倾斜过去。这就像靠近一个男人，就像触摸另一个世界的一颗心灵。
近一点，再近一点，可也许一辈子都无法企及。或者，靠近只是为了最终的分离。
我戴着墨镜走下铁踏板，走进中山东一路中的人群。我突然有点想哭一哭，是呀，每个人都有突然想哭一哭的冲动，上帝也不会例外。
天突然下起了雨，可太阳还在照耀着楼群，渐渐地，太阳隐去了光芒，风大起来。
我躲进一家路边的邮局，里面挤满了和我一样躲雨的人们，一股濡湿的蓊郁之气从头发、衣服和靴子上散发出来。我安慰自己，这气味尽管不好闻，可总比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边境上的难民帐篷强多了，战争是可怕的，我只要一想地球上的数不胜数的灾难就想得开了。像我这样年轻、好看，写过一本书的女孩该是多么的幸运、幸福。
我叹了口气，在报刊柜前翻阅了一会儿报纸，看到一则来自海南的消息，警方摧毁了一宗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外名车走私案，涉及雷州半岛主要的领导层。
我很快地从包里取出通讯录，得给天天打个电话。我记起我已有一星期没有跟他通话了，时间过得真快，他该回来了吧。
在柜台付押金然后领牌去4号的DDD电话亭。我拨通电话，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接。就在我要挂话筒的时候，天天的声音非常模糊地传过来，“嗨，我是CoCo……你怎么样？”我对他说。
他好像没有醒过来，半天才回答，“嗨，CoCo。”
“你病了？”我警觉起来，他的声音实在不对劲，仿佛从遥远的侏罗纪时代传来，没有热力，甚至没有意识的连接。他模糊而低沉地哼了一声。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啦？”我着急起来，提高嗓门。他不说话，缓慢而细微地呼吸声。
“天天，请你说话吧，别让我着急。”长长的沉默，仿佛有半个世纪那么长，按捺住不安的躁动。
“我爱你。”天天的声音像梦魔。
“我也爱你。”我说，“你真的生病了吗？”
“我……挺好的。”
我咬着嘴唇，百思不得其解地盯着有机玻璃，玻璃上有不少灰色污垢，玻璃外的人群渐渐疏散了，看来雨已经停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声音很大，惟恐不这样就不能吸引他注意力，他随时会睡去，会消失在话筒的那一端。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寄些钱过来。”他低声地说。
“什么，信用卡上的钱，你都用完了？”我吃惊极了。信用卡上有3万多块钱呢，就算海南的物价再怎么高，他又不爱逛商店，也不会拿钱去勾女人，他就像个褪褓里的小孩一样无欲无求，不可能花钱如流水的，肯定是什么事发生了。我的直觉被一片阴影所笼罩住了。
“衣橱右边的抽屉里有存折，很容易找到的。”他提醒我，我突然变得非常生气，“你怎么啦？你得告诉我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不用隐瞒，相信我就告诉我实情吧。”
沉默……
“不说就不寄钱。”我用蛮横的语气恐吓他。
“CoCo，我很想你。”他嘟囔着。一般黑色的温柔捏住了我。“我也是。”我低声说。
“你不会离开我吧？”
“不会。”
“即使你有了别的男人，也不要离开。”他请求，此刻他显得意志薄弱，不祥的气息一分一秒都从手边的电话线源源不断地流出。
“怎么了，天天？”我低声喘息着。
他的声音很微弱，但他还是说出了一桩可怕的事，我确信我一点也没有听错，他在吸海洛因。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他在某一个下午，坐在街上的快餐店里突然碰上了一个熟人，他在上海生殖健康医疗中心认识的叫李乐的人。他也来到了海南，住在这儿一个亲戚家，平时在亲戚家开的私人牙科诊所做小工。
他们聊得颇为投缘，天天可能也憋了一段时间，对突然有了一个谈话对象而感到高兴。李乐带他去了很多地方，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敢一个人去的地方。地下赌场，黑暗发廊，时常有群殴发生的废弃仓库，天天并不对这样一些场所着迷，但却被这样一个见多识广，诙谐而机智的朋友吸引住了。
他看上去很友好，热情的表层下浮动着无形的冷漠，而这正是天天所能接受的性格类型。他们都有一双忽冷忽热的黑眼睛，干什么都悄无声息的，说也好，听也好，笑也好，眼神总是忧郁的。
南方使人心情舒畅的风中，他们肩并肩散步，谈论着亨利·米勒和垮掉一代，坐在小小的露台上看夕阳，捧着新鲜的椰子吮吸洁白的汁液。不远处的马路上，一些肤色苍白的化着浓妆的姑娘开始出现了，她们怀着一颗毫无浪漫的婊子心寻寻觅觅，她们的脸上有虚情假意的笑容，她们的鼻于可怜兮兮地抽动着，她们的乳房看上去硬邦邦的，像沉重而绝望的史前化石，南方的空气里有无法言传的骚动、富丽、幻影。
在李乐亲戚的诊疗所，天天第一次尝试了注射吗啡，是李乐先示范然后问天天想不想也试一下。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已是深夜，不时有街上人用当地话说听不懂的话，有大型货车沉重地碾过地面的轰鸣声，和远处轮船拉响的汽笛声。
这一切就像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域，不知名的沟壑山丘起伏连绵，形成巨大的立体的阴影，甜丝丝的风吹过利箭般的大型枝叶，无名的粉红色花朵开在沟壑最底谷，一朵接着一朵，连续不断地蔓延成一片粉色海洋，轻飘飘地，温暖如母亲的子宫，有毒的陶醉感影响了土地上每一寸空间，直接渗入心脏的红色簿膜。
月亮有盈有缺，意识时断时续。
事情变得不可控制。天天每晚都带着粉红色的梦入睡。粉红色的汁液自然而然地粘在他的皮肤上，毒汁像某种蛮荒时代的洪水赶着他往前跑。他的躯体软弱无力，他的神经也似乎一触即断。
我至今都还不愿正视这一幕，这一幕发生在整个故事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许，这又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无法回避的，从年幼的天天在机场迎接他父亲的骨灰那一大起，从他患上失语症退学，从他在绿蒂遇到我，从他在第一夜俯在我身上大汗淋漓软弱无力，从我与另外一个男人上床，从那些时刻起，他就在持续不变的绝望与梦想里脱不开身。是的，他与这些东西难解难分，分不出界限，只是在无可名状的柔软的器官的阴影里生活一辈子、死一辈子。如此而已。
一想到这点，我就想尖叫，那种恐惧，那种迷狂，已超出了我的理解，超出了我的力量。在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天天天使般的面容轻轻一闪，我就要在门背后跌倒，心痛的时候是可以痛到死的。
一切跑腿的事都由李乐来做，天天的钱被换成一撮一撮白色的粉。两个人呆在宾馆的房间里，猫睡在电视机边，电视机成天开着，那上面每日有打劫案和市政工程的报道。几乎不吃饭，身体的新陈代谢几乎降至零，门开着，方便服务生送饭，连走动一步都懒，房间里散发出奇异的某种不真实的气味，像果冻放进尸体肚子里那种清新而腐烂的混合。
渐渐地，为了省钱，或者有时找不到做生意的熟人，他们去药店买很多咳嗽糖浆，储备在房间里以供不时之需。李乐会用一种土方法在一只小咖啡杯里把糖浆熬制成某种麻醉替代品，但味道实在很糟，可还是聊胜于无。
有一天，小猫线团从这个房间里出走了。它一连几天都没有食物可吃，它已经不再得到主人的关照，于是有一天它决定出走，走的时候肚子瘪瘪的，毛色暗淡，骨架嶙峋，似乎活不太长。
它走了以后一直没回来，它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只专门在深夜垃圾堆里觅食，在街角某处叫春的野猫。
情况变成这样，我一时被惊呆了，脑子糊里糊涂的。而失眠更是使人全身发热发干，所有的影子都在四周飘移，记录下千万种的形状和绝境，在干燥而没有希望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把我和天天相识的日子没有秩序地重映了一遍，我的大脑像一片蒙着灰尘的屏幕，我和我的宝贝则是世上最蹩脚的男女主角。
可我们那么深地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现在，天天随时会像天外浮尘一样以失重的速率飘远的恐惧使我的心痛成一团，我感觉我更爱他了。我盼着天快点亮，不然我就要疯了。
十九、去 南 方
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等等，咦，这地上是什么？”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中惟一的亮点。我谢了他，一边走一边心想，“真是人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样样都作怪，连好端端地抽一根烟都会有耳环掉下来。”
在人登机口前，我还是给马克打了个电话，他听上去正在忙碌。“Hello。”他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我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冷冰冰，冷面孔贴冷面孔才是公平的，以此自我保护。
“我在机场呢，”我说，“周末的晚餐就不能赴席了，请跟你太大说一声，我很抱歉。”
“你要去哪里？”他的注意力终于吸引过来了。
“我男朋友那里。”
“会很长时间吗？”他的声音开始渗入了严重的不安，也许手里的笔放下了，文件夹也合上了。
“如果那样，你会伤心吗？”我还是冷冰冰的声音。我现在的确高兴不起来，我看上去苍自坚硬，像20世纪末的怨女。我对什么都不满意，真是问题多多。
“CoCo！”他呻吟了一声，“你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哦，不要开玩笑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当然，他说得对，我会把天天带回来的，一切都应该好起来。可还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吗？我还能以拥有两个男人（而其中一个男人因苦闷而吸毒）而心安理得地写小说吗？
我哭起来，马克着急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宝贝你说话吧。”
“没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跟你联系吧。”我说着挂了电话。我想我用恶劣情绪污染了其他的人，马克会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转，可怜的人，还有可怜的我。
吴大维曾经对我说：可怜自己是一种最应鄙弃的行为，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上帝般威风凛然的表情，脸上一片亮光。而我从来听不进他的这句话，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
飞机在云层里穿越，飞苹果坐在我的邻座。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则在看杂志，脱外套，拿外套，再看杂志，闭眼睛，左手支在下已上，右手抱在胸前，咳嗽睁眼，调座椅背的位置。
机上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在放小搁板的时候，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飞苹果的膝盖上，我连忙说“对不起”。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这个漂亮男人的眼神如暗火摇曳，如无形的网，如发电机，能电倒一批女性，只是除了像我这样悲伤的女性。
他说他现在吸取了日本的流行元素，主张用粉红，粉蓝和银色来打理顾客形象。后面几排就坐着他的同行者，这其中有一位影视女明星，两位摄影师，三位造型助理，三位身体健康的男性随员。他们正去海南为女明星拍一套写真。那女明星我似乎在一出戏里见过，长相一般，既非玉女也非艳后，除了美妙的胸其余乏善可陈。
飞苹果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说话赶跑了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一直在听他说，我想穿皮裙的男人不是很可恶就是很可爱，他从他上个月拔掉的一颗坏牙说到他的父母总在吵架他的女朋友总在嫉妒他的男朋友。
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时，飞苹果闭着眼睛，然后他也醒了。“快到了吗？”他问我，然后拉开窗板看飞机下面有些什么。
“还在途中。”他说着，对我微笑，“你从来不笑吗？”
“什么？……不，我现在不想笑。”
“因为我？”
“不，因为我的男朋友。”
他摸到我的手，握了握。“别害怕麻烦，每个人任何时候都有大大小小的麻烦。比如我，我从一个麻烦跳进另一个麻烦，我也不知道自己爱女人多一点还是爱男人多一点。”
“爱人和被人爱总是好的。”我对他笑了一笑，这一笑也许不免凄然，谈来谈去总是这样的话题，就算我和我故事同时销声匿迹了，别人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充斥其中的字眼就是一个“爱”字，围绕它展开的是惊心动魄，伤筋动骨，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场面。
飞机在快到海南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飞机抖动得非常厉害，空中小姐在巡视旅客安全带的时候摔倒在地毯上。
机上人都惊慌起来，我听见那个女明星一声尖叫，她指着一个经纪人模样的男人说，“我就是不要坐这班飞机嘛，现在倒好，为赶时间命也要搭上了。”她的尖叫使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奇怪，像在拍一部电影，而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险情。
飞苹果紧攥着我的手，脸色苍白，“一想到能拉着你的手摔下去，倒还没有糟到极点。”
“不会的，”我说，忍着胃部剧烈的翻腾感，“算命的从没说我会出意外，所以飞机不会掉下去。专家统计说飞机是世上安全系数最高的一种交通工具。”
“我买了保险，航空失事保险加寿险可是一笔大钱，不知我父母会高兴还是会伤心。”飞苹果喃喃自语。
正说着，飞机突然就恢复正常，再次进入到四平八稳的如静止般的状态。
在机场，飞苹果和我匆匆地互吻道别，嘴唇上一直是湿湿的感觉，很多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人有与众不同的温情，是小动物般毛茸茸的温情，尽管他们容易得艾滋病。“小碎丸子”AlanisMorissette的一首歌唱得好，“我有病，但我是漂亮宝贝。”
出租车一路开着，窗外是蓝天，蓝天下有不少发亮的房子，我不知身在何处。司机没头没脑地开了好一阵，终于把我载到天天住的宾馆，看上去不大。
我问了前台B405有没有来看过我的留言，服务小姐说没有。她的嘴唇涂得非常红，还有稍许口红残留在牙齿上。我试着打电话上去，天天不在。我只好在厅堂角落的沙发上坐等。
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在玻璃墙外的街上，陌生的人群车流熙熙攘攘，但没有上海的拥挤，没有我所熟悉的那种附丽于市井气之上的精致、洋气。人们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偶尔有特别漂亮的高大女子走过，显然是从北方来此的移民。她们身上有上海女性所缺乏的霸气之美，她们的眼神更有力，但上海女人却依旧以其精致、克敛、善算计引以为傲。
我饿坏了，提起包来到街上。对面就有一家快餐店，我挑了个临街的位置坐下，这样可以看到宾馆门口出入的人。
快餐店里有一些时髦的孩子，用我听不懂的话在叽里呱啦聊天，广播里一会儿是放粤语歌一会儿放英文。有两个警察走进来，奇怪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
他们买了可乐，在返身走出玻璃门前又看了我一眼。我摸摸脸，脸上好像没什么，我的黑色紧身胸衣也没有崩线或滑带，裤子的拉链也好好的，小腹紧崩平滑没有怀孕的迹象。看来我要么看起来挺美要么就是挺可疑的。
我这会却又不饿了，一点胃口都没有，什么也吃不下，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咖啡。这杯咖啡里有股化学味道，像在喝家具亮光剂。
走进洗手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苍白的自己。我跨在抽水马桶上方，像男人那样小便，在公共厕所我总是这样解决问题。马桶圈垫被数不清的人使用过，有数不清的体液、细菌、气息、回忆、见证和历史。这马桶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洁白的苍蝇，哀而不怨地栖息在各色女人的胯下。
小腹突然一阵钝痛，我在手纸上看到一抹红色，太倒霉了，几乎一离开上海到其他任何地方，我的例假也就无一例外地来临了。尤其是现在，我是来面对一桩对我和我的爱人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我自己的身体也陷入了另一种困境。
神经上的紧张加剧了子宫内膜的收缩，疼痛一阵阵袭来。我原本还以为上一次与马克的性交已经植下了一个胎儿，我甚至想着对天天坦承一切，然后让胎儿出生，这个小孩是谁给我的无关紧要，只要她（他）身上流着爱的血液，只要她（他）的微笑可以让天空灿烂，小鸟欢鸣，阴霾和忧郁尽散，只要……
我痛得全身发冷，把卷筒纸上的纸都拉下来做成厚厚的一叠塞在内裤里，我希望这些卷筒纸都消过毒。现在我需要的是一大杯热开水，和一只捂在肚子上的热水袋。
妈妈曾对我说：大多数女人生下小孩就没有这每月一次的受难了，因为子宫颈松开了。那就是说如果我一辈子不要有孩子，就得痛一辈子，如果更年期在55岁，那么到现在还有30年，每年12次。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一到这时候我就比一只病猫还要神经质。朱砂也有这问题，但不厉害，相比之下马当娜却更夸张。她身边的男人一个个离开她，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之一就是受不了一个月里那失控七天里她的喜怒无常。暴戾和衰弱折磨着她和他们，比如她让男友去超市买止痛片和卫生棉，但买回来的时候她不是因为他们买得不够快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买到她心仪的那种牌子而勃然大怒，地板上摔满了衣服和碎片。她的记性变坏出尔反尔，取消所有的约会、派对、计划，不能有人在她面前仰头大笑，也不能悄无声地走路。如果她猛一回头发现男友在身后，她就要尖叫。她还会在晚上不停地做噩梦，梦到以前广州做事时认识的一些黑道男人，他们把手伸进她的子宫，取走了一架奇特的类似无价之宝的机器，她绝望地尖叫，醒过来却发现血濡满了卫生棉，并渗到床单和床垫上来，还有一些沾在男友内裤上。于是她去洗手间冲洗，坐在马桶上换卫生棉，而男友则再也受不了了，这是当然的事。
每月一次的例假给女性造成的影响涉及生理心理各方面。影视和书刊也做足了这方面的文章，一旦例假没有来，女主角的命运就相应出现了转折。看多了有点蠢，但这给了女权主义者某种不大不小的把柄，她们不停地诘问男性：这公平吗？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女性解放？
塞着厚厚的卷筒纸，走路的姿势有些呈外八字，像裹着尿布的婴儿一样无助。此时我已失去了对接下去会发生事件的把握力。我想马上见到我的宝贝，我想着与他拥抱融合在一起时那种入骨入髓的温暖。这种温暖由心脏抵达另一颗心脏，与情欲丝毫无关，但却有另一种由亲情和爱情化学反应后产生的疯狂，还有不可分析的神的咒语。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滚烫的咖啡，左手紧紧护在小腹上，然后我透过玻璃窗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我站起身，大步走进玻璃门。在穿过街道的时候，我大声叫出了他的名字，他停下来，转过身，我们微笑着注视着对方。因为再也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怀由强烈的爱而生的怜悯和哀伤，再次吸纳了对方。我们拥抱在一起，吻在嘴唇上，吻出血。爱一开始就存在着，就像死一开始就对立着。我听到他喉咙里的咔咔声。我的子宫变暖了，疼痛有所减轻，而我也明白我们注定是要贪图最后一滴的欢乐的，如在花朵中。
因为别无选择。
晚上我陪着他去李乐打工的牙科诊所。
在我眼里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肮脏、甜腥，还有金属外壳般的冷光，李乐还是那么瘦瘦小小，像因某种意外而造成发育中止。我一直紧闭着嘴，我承认我有点害怕，但我已答应要陪天天去一个小学操场。在那儿的一个角落将有一次不道德的交易。而作为条件，天天明天就得随我回上海。他会去一家公安局办的戒毒所，我告诉他这是惟一的办法。我需要他好好的，我们必须长相厮守下去。
我和天天手拉手，另一只手则插在裤兜里，那儿装着钱，我的腹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虽然ob卫生棉正紧紧地塞在我的身体里，像一道闸门，仿佛提供着某种虚无的安全保障。
走进一扇无人看管的小门，我看到了一个天天的操场，有弦形的跑道，孩子们玩的低矮攀登架，还有球网和篮球架。我们缩在围墙下面的一片阴影里。
天天轻轻抱住我，用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擦我额头上面的汗珠。无论情况多糟，无论身处何地，天天总是备着一条手帕，在这一点上他像个好儿童，或者是贵族。
“很痛吗？”他温柔地看着我，我摇摇头，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月光在他眼睛上部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瘦多了，眼部四周有一圈青紫色。我不能仔细端详这张脸，否则我会泪眼蒙胧，会觉得无助得要命。
两个穿牛仔裤，戴墨镜的男人的身影出现了，我和天天握在一起的手蓦然变得冰冷起来。
李乐迎上去，跟他们低声说了些什么。男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我蹲在大墙角，屏息宁神，一动不动。天天站起来，把我给的钱擦在手里。
男人盯着我看了一眼，然后问：“钱呢？”
天天伸手过去。男人数了数然后一笑，“好，扣除上次的欠款，只能给你这么多。”他说着迅速地把一小包东西塞到天天手里。天天把那东西塞进左脚鞋帮里。
“谢谢。”他低低说了一句，然后拉起我，“走吧。”
我们走得很快，李乐跟他们还在说什么，我和天天飞快地走到对面的大街上。街头还是很热闹，人来人往。我们默默地站在马路边，等着一辆空的出租车的出现。一群看上去流里流气的年轻男人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把眼睛放在我身上乱瞟一气，一个人说起了我听不懂的话，肯定是粗话，他的同伴们得意地笑起来，把空的可乐杯踢到天天的腿上。
天天那只握在我手掌里的手出了汗，变得烫烫的，我看看他，低声安慰他，“不用理他们。没什么。”这时一辆空的士适时开过来，我招了招手，车子停下来。我们钻了进去。
在车里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他吻着我，我说不出任何话。我沉默地贴着他的脸，他的手温暖地放在我肚子上，从他的手而来的热融化了我子宫里的紧张融化了那些淤血。
“我爱你。”天天轻轻地说，“不要离开我，不要不管我，你是世上最美最好的女孩。我爱的全部就是你。”
半夜里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几声猫叫声，细若游丝。我打开灯，果然看见了线团。我连忙下了床，把晚上吃剩的半碟椒盐烤肉放在地板上，它走过去，低头吃起来，吃得很快，显然真是饿坏了。
它看上去十分丑陋，毛皮脏得辨不出颜色，而且猫脸瘦了，显出一股野猫的凶悍劲。
我抽着烟，坐在床上看它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来的，也许它在街上某个角落看到了我，如同看到了救星，知道它又能回到我们在上海的那个家。我想着，突然把自己给感动了。
我跳下床，抱起线团走进浴室，用沐浴露和温水给它洗澡。它温顺地在我手指揉擦下一动不动，乖得像一个孩子，然后我擦干了它，抱起它走向床，天天还在昏睡之中，线团就睡在我和天天的脚边。
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大阳光很好，我们在线团的舔吻中醒来，脚底心都是它的口水，痒酥酥的。
我和天天对视片刻，然后他开始动手脱我的睡衣，在上午明亮的光线中我睁大了眼睛。温熙的空气托起了我的裸体，我看到粉红色的乳头像潮汐上的浮标一样轻盈地涨上来，而爱人的唇就像一尾小鱼一样，温柔可爱地在水中嬉戏。我闭上眼睛，接受这一切。他的手指抚慰着我正在流血的伤处，在血的润滑下我迸发了，耳边隐约能听到线团的叫声，同时还能感受到它舔在我脚底的湿舌头。
我和爱人和一只猫做爱的清晨就这样留存在我的头脑中。有一点点疯狂。鼻子里永远都粘着毒品白色的、甜腥的恐怖气味。是的，以后我一直摆脱不了。无论和一个又一个男人约会，和女人逛街，独自写作，还是走在柏林的Gierkezeile街上，我都没有办法忘却那样带着死亡和爱的清晨，那样甜而恐怖的气味。
经过机场复杂的托运手续，“线团”被终于允许带上飞机，我们飞回了上海。
二十、气 泡 里 的 男 孩
窗外阴转雨，电视里在播放郭富城的百事可乐广告，没完没了。今天是星期三，我看过米奇老鼠的故事，从那些故事里我知道星期三是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日子。
一早起来，天天突然改变了主意，他不想今天就去戒毒所。“为什么？”我盯着他问。
“我想跟你多呆一段时间。”
“可这不是生离死别，好吧……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感觉，可你难受起来怎么办？”
他从鞋帮里取出一个小包，晃了晃。
“天天！”我呻吟了一声，“你居然还带着这东西回来。”
他破天荒地走进了厨房为我做早餐，我躺在浴缸里发了一会儿呆，听到煎鸡蛋在锅子里滋滋地叫，还有锅盖咣当一下掉在地上的声音，真是手忙脚乱，可一顿早餐贿赂不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故态复萌。
我没有吃他做的早餐，他一声不响地缩在沙发里喂线团吃一盘猫食。我面对稿纸干坐了一会儿，渐渐就有了一种恐慌，就像魔法师突然发现自身魔力消失殆尽。可我现在无法投入到距离之外的文字世界里去，身边就有活生生的变化在随时发生，像水面上激起阵阵涟漪。我总想成功突然降临，像阿里巴巴只需念咒语就打开了宝藏之门，比尔·盖茨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巩俐在我这年纪不需会说英文也征服千万白种男人惊艳的眼睛。
而我现在似乎体力不支，在这个城市永远也实现不了梦想了。除了揪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在诺查·丹玛斯预言证实前），或者和天天一起离开人群，在非洲大陆的森林或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种大麻，养小鸡，围着火堆跳土着舞度过余生。
“想出去走走吗？”天天把一只纸飞机扔到我的书桌上。他叠的纸飞机只只漂亮，上面还画有图纹，写满了人生警句和名人名言。比如：“他人即地狱”、“人永远孤独”、“生活在别处”、“诗意地栖居”等等。
我们坐车来到市中心。车子经过延安路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段高架路还没有完工，然后就是一长排带着小花园和围墙的老房子。上海人总是以同时拥有这一新一旧两样东西为傲，此起彼伏的市政工程用钢筋铁梁撑起了城市庞大的身躯，而零星的历史遗骸则用迷雨青苔般的温柔点缀着城市的良心。每次坐在出租车里穿越大半个新旧参半的城市，一路上就像在听这座城市喋喋不休的跫音。
我可能一辈子都得记住这种声音，也可能一辈子也听不懂这种声音。马克跟我说过，世界上每个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声音，他在巴黎、伦敦、柏林、威尼斯、维也纳和上海的声音中找到了某种处在共振带中心的东西，那是种气状物，与人心中的感情有关。它们彼此激发，互为存在。
听上去很玄，是不是？我喜欢的男人必定在大脑中有几根神奇的神经。因为性和爱使人变得天才，敏感，有思想的火花。
在斑尼吃上一顿如意的午餐，也许可以使这一天有所起色。斑尼是家被一位比利时古怪设计师摆弄成像一些巨大龙虾模样的餐馆。银色的长窗，沿墙上方装着一圈镜子，食客们愿意的话可以边享用食物边仰头窥视四周人的行状，最令人感到八卦的一点是，从镜子里可以不冒风险地看到穿低胸衣服的女人各式各样，深浅不一的乳沟。据说这里成就了好几对情侣，男士们首先从镜子里惊艳然后堕入情网。
我和天天吃着酸辣汤和烙蛤蜊开始了一场少见的艰巨的讨论：
“你喜欢现在的我吗？”天天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白发蓝的眼睛像个问号，他似乎已积蓄了一股力气，以备于此次交谈，“当然用不着说谎。”
“——我们认识有多长时间了？……快到一年吧，感觉上好像更长，然后还会继续下去，一百年，一万年，因为我喜欢你，但如果你不赶快好起来……现在我脑子很空。”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不，你不要打断我，我的意思是我死了，在我闭上眼睛永远醒不过来的那一刻，你会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想再吃任何东西了，舌头瞬间失去感觉，胃部也麻木了。我们的目光隔着盘子，杯子，叉子长时间地粘在一起，他的眼白越来越蓝，直到像美国人霍克斯说的那样，“直到能渗出雾状的液体来”。
“我会恨你。”我一字一句地说。
“死是一种厌烦的表示，是厌烦透顶后的一个合理发展的答案，我想过很长时间，也许已想了一辈子，想透了就觉得我并不羞于一死。——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继续无限期地亵读自己，湮灭灵魂。”他把手指顶在左胸，如果不是手指，而是一把匕首顶在胸口，他可能会更从容一点。
“我能预见我的生活阴暗内层的某种冲动，精神医生总是说冲动是危险的，他们不提倡，可它还是会不期而至的。”他的声音清晰冷淡，他的唇苍白而无情，他绝对不是在跟我讨论一个别人的话题，他说的是他自己。
“我的意志越软弱，我的眼睛越明亮，因为我看到了太阳肚子里的大黑洞，看到了宇宙的大行星在空中排列成了十字。”他说。
我因为绝望而愤怒，“不用兜圈子了，一句话，我觉得你很堕落。”
“可能。死者从来不会有机会向生者辩解，其实很多人活着更堕落。”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冰冷的。
“我们在谈什么？——上帝，不要再说下去了，为什么在这里在现在要进行这么一场恐怖的对话，不要告诉我生和死，爱和恨，自我和本我这样令人发疯的字眼。我们活在一起，不是吗？……如果你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你可以说具体的事，我洗衣服不够勤，我晚上说梦话，正在写的小说让你失望，小说不够深刻，实足像极垃圾，等等，等等，OK！我会改，我会努力做得完美，但是千万不要再说这样恐怖的话……我觉得那些话太不负责任了。打个比方，我一直想和你一起找到及时翅膀向天空飞，而你却总想甩了我的手独自往地狱里跳。——为什么？”
很多人在朝我这边看，我抬起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失魂落魄，表情凶恶，眼里还有泪光点点。我想我真是愚蠢极了。我们明明是那么相爱。
“CoCo。”天天的表情依旧十分冷静，“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各自的差异，我说过我们是两种人，虽然这不妨碍我们相爱，你是精力充沛，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女孩，而我则是无所企求，随波逐流的人，哲学家说‘一切都来自于虚无’，虚无感强调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让说这话的人去死吧，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看那些书了，你要和活生生的人在一起，你要多做体力劳动。我爸经常说：‘劳动使人健康’，你要的是阳光和草地，还要有所有寻欢作乐的幻想。”我飞快地说着，像一架缝纫机在暗夜里挣扎轰鸣。
“比如明天你就该去那该死的戒毒所，在里面参加一些拔草的轻度劳动，和大家一起唱歌，等熬过那段可怕的日子，我会鼓励你和别的女人多多交流，但绝对不许爱上她们，必要的话，我会找妓女，只要你能全面地恢复正常人的健康。”我边说边哭，四周墙上方的镜子都一片模糊。
天天抱住我，“你疯了。”他从口袋掏出手帕给我擦眼泪。
我泪眼蒙胧地看着他，“我是疯了，因为你也疯了。”
一道紧紧盯着我的视线从餐馆一侧映射到我对面的镜子上，在我的注意力被稍许分散的一刻，我看到了马克。他和一个朋友模样的中年洋女人坐在一起。他盯着我看的时间想必已很久。
我假装没有看到他，叫来侍者结账。今天是星期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一天。
马克在朝我看，他脸上有种疑惑而急躁的神情。果然他站了起来，我把头扭开。侍者大步走来，把账单给我看，我掏出钱包，越想快点了事却越是抽不出人民币。
马克终于走到我们面前。他做出吃惊的表情，“哦，这么巧，真是想不到能遇到你们。”他先向天天伸出手。
我突然恨他恨眼前这一幕，恨这个德国人，他没有资格向天天伸出这双伪善的手。这双手曾经抚摸过这个女人的全身每个细节。在这个欺骗的时刻，这双手格外地刺眼。难道他没看出来，天天此刻是多么虚弱无助。上帝，我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残忍的被爱撕裂的谈话。这个年轻男孩明天就要进戒毒所，我们全身都被绝望气息侵袭着，而这个让我看见自己可耻的纵欲的秘密场景的男人，却走过来，礼貌而虚伪地对天天说“你好吗”。
就算他有l00个喜欢我的理由，他也应该忍住，就呆在那儿，离我们远远的，让我们安静地离开。
我的神经崩得紧紧的，拉着天天的手，急速地向门外走去。马克跟上来把我们遗忘在桌上的一本书递给我。我轻声道谢，然后更加轻声地对他说：“走开。”
晚上我们几乎都没合上眼，我们吻了一夜，唾液的苦涩弥漫了整个房间。我们的床就像一个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岌岌可危的孤岛。我们在彼此的爱情里避难。心碎时候会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极轻极细的，像家具上的本质纤维裂开来，我向他许诺我会经常去看他，我会照顾好线团和我自己，我会写好小说，发奋地写，绝不会在任何噩梦里自甘沉沦，要相信自己是最美最幸福的，相信奇迹会发生。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我发誓我会用开满紫色日光蓝的双眼，看着他的身影重现。
我爱你，我的爱就是这样的。
第二天一早，我昏昏沉沉地送他到了戒毒所。他们在一个本子上查到了天天的名字，那是我预先登记的。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必要的行李被退了回来，铁门缓缓地合上，在一晃之间，我们对视了最后一眼。
二十一、鸡 尾 酒
我呆在屋子里披头散发地写了一星期。这期间没有一个电话来打扰，没有人敲门（除了小四川送饭的服务生和一个收扫街费的居委老太）。我恍恍惚惚，像在一片泥浆上滑行，从这扇门到那扇门，从这种真实到那种虚构，我几乎没有付出过多的力气，是我的小说本身在推动我的滑行。
我放弃了修饰和说谎的技巧，我想把自己的生活以百分之百的原来面貌推到公众视线面前。不需要过多的勇气，只需要顺从那股暗中潜行的力量，只要有快感可言就行了。不要扮天真，也不要扮酷。我以这种方式发现自己的真实存在，克服对孤独、贫穷、死亡和其他可能出现的糟糕事的恐惧。
我经常趴在稿纸上睡着，把脸颊睡肿一块，有时在深夜墙上钟的银色针指向12点后，会有幻听出现。那种声音重复出现，像隔壁邻居家的那个中年机修工人发出的呼噜声，也像远处建筑工地上彻夜轰鸣的吊车的声音，又像厨房电冰箱静电器的声音。
有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放下笔蹑足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我希望那里面藏了一只老虎，它会向我扑过来，用那身金色的皮毛捂住我的口鼻，使我窒息，然后毫不犹豫地强奸我。
事实上我在这种无可言状的幽闭状态中得道升仙了。我想天堂也不过如此，自由自在，无所顾忌。没有男人会注意你的发型和衣着，没有人挑剔你的胸部是否丰满，眼神是否够飘，没有一个又一个应酬饭局要赶，也没有警察阻止你举止发狂，没有上司监督你的工作进程，没有黑夜白昼之分，也没有人再来榨取你的所有的感情。
我被自己的小说催眠了。为了精妙传神地描写出一个激烈的场面，我尝试着裸体写作，很多人相信身体和头脑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就像美国诗人罗特克住在他的百年祖宅里，对着镜子穿穿脱脱，不断感受自己的裸舞带来的启示。这故事可信与否不得而知，但我一直认为写作与身体有着隐秘的关系。在我体形相对丰满的时候我写下的句子会粒粒都短小精悍，而当我趋于消瘦的时候我的小说里充满长而又长，像深海水草般绵柔悠密的句子。打破自身的极限，尽可能地向天空，甚至是向宇宙发展，写出飘逸广袤的东西。
这也许对我来说犹如一句上帝的口号，但我还是在试着做。小说里一对男女在大火蔓延的屋子里抱作一团，他们知道已无法离开这里，火封堵住了所有的门窗和楼道，于是他们只能做一件事，在大火中心疯狂做爱。这是我众多前男友中的一个告诉我的故事，发生在他家附近。
担架抬出那对恋人的时候，他们赤身裸体拥得很紧，烧焦炭化的身体嵌进了对方的身体，无法分开。男孩与女孩都不到20岁，是本市重点大学的学生，恰巧是个周末的晚上，女孩父母照例去天赡剧院看戏。男孩来到女孩家，他们总是在一起看电视，听音乐，聊天，当然他们会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做些温柔缠绵的事，然后那场大火从楼下的公用厨房蔓延开来，火势在木质建构的房子里很容易扩散，当夜的风又特别大，他们一直都没有觉察到危险，直到屋子里的空气突然燃烧起来。他们知道已无法离开这里，火封堵住了所有的门窗和楼道，于是他们只能做一件事，在大火的中心疯狂做爱。然后我的鼻子里真的闻到了那种焦味，还有燥热的绝望的气息。
我放下笔想，如果我和我的爱人在这房子里面会怎么样呢？无疑，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别无选择。惟有这种入骨入髓的方式可以抵御住对几秒之后就要降临的死亡的极度恐惧，在弗洛伊德的建立起来的形同垃圾的理论体系中，只有他提到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神秘关联是我深深信服的。
记得那次草地派对上马当娜当众问了一个问题，“如果1999诺查·丹玛斯的世界末日预言真的被证实的话，那最后你会选择做什么？”然后她大声地自问自答，“当然是Fuck喽！”
我的右手还握着笔，左手悄悄地伸到了下面，那儿已经湿了，能感觉到那儿像水母一样黏滑而膨胀。放一个手指探进去，再放一个进去，如果手指上长着眼睛或其他别的什么科学精妙仪器，我的手指肯定能发现一片粉红的美丽而肉欲的世界。肿胀的血管紧贴着阴道内壁细柔地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