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着箱子和信封起身，背上汗湿了一片，感觉像刚从县衙审讯堂出来。

　　布朗在后头哼了声：「莫林，别让卡特先生失望。」

　　我没回头，快步出了门，警卫一脸不信任的把枪递过来。

　　夜风一吹，脸上的汗凉如冰霜，码头边霍克还在抽烟，见我出来，吐了口烟圈，哼声说：「没被铐走，命硬。箱子里啥玩意儿？」

　　我沉默一会儿，决定还是不说了，霍克船长似有所悟，也没多问，拍拍我肩，吆喝水手开船。

　　航程约一个月，六月下旬，青瓷号和百合号晃进了利物浦港。

　　海上风浪不算大，半路一场小风暴砸得甲板像擂鼓，货舱渗了点水，棉花倒是没事。

　　利物浦码头热闹非凡，汽笛吼得耳朵疼，货船挤得密不透风，煤烟味呛得鼻腔疼。

　　岸上工人推着货车，汗衫湿得贴背，监工挥着棍子骂，码头边堆满木箱和麻袋，棉花、毛呢、烟草，一堆一堆的混在一起等着被运走。

　　远处工厂烟囱吐着黑雾乌云压城，汽船的锅炉声轰轰响震耳欲聋。

　　下了船，我站在码头，靴子又一次踩在湿石板上，终于再次走上陆地了，听着脚下的咯吱响，我心里踏实了不少，这1 个月的跨大西洋航行，船上生活颠簸的我几次差点被卷进海里去。

　　利物浦的街景比萨凡纳乱十倍，窄巷子挤满水手和商贩，石板路坑坑洼洼，积水映着汽灯的光，像碎玻璃。

　　街边酒肆门口挂着破招牌，醉汉搂着女郎走出来，嘴里骂着苏格兰口音的脏话，撞得路人跳脚。

　　卖鱼的小贩推着木车，鱼腥味扑鼻，篮子里鲱鱼闪着银光，摊边几个乞童裹着破布，眼神饿得像狼。

　　转角有家当铺，橱窗里挂着旧怀表和铜扣，门前站个红鼻子的胖老板，冲路人吆喝，嗓门哑得像破锣。

　　霍克和哈克两艘船的水手都一起上岸，人到齐后，遇到5 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英国海关检查人员，其中2 人阻拦我们的去路，3 个人上前检查我们的行李，其中1 人注意到我携带的雪茄盒，我先抽出1 支自己划着了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然后很自然的给5 个海关人员每人分了一支，趁这个功夫，哈克船长上前和其中1个海关人员握手里，递上几先令的小费，在他耳边说：「给兄弟们买杯茶喝。」

　　霍克船长把手搭在我肩上，对查行李的海关人员说：「这是我们船队的文书，是个梅蒂斯人，我们做棉花生意的用他管账比白人便宜。」

　　两个海关人员低声讨论两几句：「这个长得白的杂种看来只是个小角色」

　　「那两个船长得行李比较多，看起来更可疑。」

　　于是将我的行李草草看过后，觉得没啥疑点，和普通水手一样，轻松放过，而对霍克和哈克船长的行李进行了更细致的检查，确认没有可疑物品后，让我们离开。

　　这次过关让我觉得，还真如老卡特先生所预料的，我不是白人，容易被白人忽略和轻视，有时反而行事更加便捷。

　　走出海关，再往前还能看到，街心有个集市，木摊上堆着面包、土豆和干奶酪，摊主裹

着围裙，手上油光发亮，喊价喊得满脸红。

　　几个穿花裙的女人提着篮子，挑挑拣拣，嘴里嘀咕着物价涨得离谱。

　　集市边上，两个巡捕穿着黑制服，拄着警棍，眼神扫过人群，像在找麻烦。

　　街对面是家裁缝铺，玻璃窗后挂着呢子大衣，店里灯光昏黄，针线机咔咔响，像是低声诉苦。

　　巷子深处传来手风琴的调子，断断续续，夹着小孩的笑声和狗吠，乱得像锅粥。

　　霍克船长掂着烟斗，指着青瓷号的锅炉说：「莫林，这破玩意儿烧了十年，咳得像老肺痨。换新锅炉得一个月，七月下旬才能走。」

　　他瞅我一眼，嘴角一扯，「你自个儿晃吧，伦敦也好，乡下也罢，别让巡捕抓了。」

　　哈克船长掏出一叠各种颜色纸张的文件，塞给我，坏笑说：「加拿大林业公司的注册纸，虚的，名字随便填，兴许用得上。玩聪明点，莫林。」

　　霍克船长又递给我两张字条，写着他俩的落脚地——霍克住码头边的小旅馆，哈克在附近找了个破酒肆。

　　我扫了眼文件，会心一笑，塞进包里。

　　霍克拍拍我肩，吐了口烟：「有事找我们，地址记牢。别惹麻烦，卡特不爱收拾残局。」

　　哈克咳了声，和霍克两人，一人扛起一个袋子往码头另一头走，背影晃得像老江湖。

　　我甩甩头，决定先去霍克船长家，他家所在的公寓离码头最近，况且他下船时让我捎话带钱。

　　霍克说他在码头跟熟人打了招呼，那人会通知他妻子，一个印度女人，告诉她，我一会儿过去。

　　我顺着码头边的巷子往中产公寓区走，路过几家当铺，橱窗里旧怀表和铜扣闪着暗光，老板吆喝得嗓子冒烟。

　　公寓区比码头安静些，红砖楼挤得紧，窗帘后透出烛光，街角有棵榆树，影子晃得像鬼。

　　霍克的家是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木门漆得暗绿，门环锈得发黑，旁边花圃里几株蔷薇开得正艳，香气甜得腻人。

　　我敲了敲门，里头传来轻快的脚步声，门一开，站着个女人，模样漂亮得让我一愣。

　　她穿着英国乡下女人的装束，灰棉裙裹得腰细，白色亚麻衬衫扣得板正，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雪白的胳膊，眉眼像教堂画里的圣母，只鼻子上穿了个细金环，透出点印度味儿。

　　她冲我一笑，嘴角弯得像月牙，细声说：「你是莫林先生？亚瑟提过你，进来吧。」

　　我点点头，从包里掏出霍克托我带的钱，小袋银币，递过去说：「霍克船长让我先把这个给你，他得盯着船换锅炉，晚几天回来。」

　　她接过银币，手指轻得像怕碰碎啥，脸上的笑淡了点，眼底闪过丝轻松，像卸了副担子。她低声说：「亚瑟·霍克，他又活着回来了？」声音有点抖，像在确认啥。

　　我嗯了声，尽量放轻松说：「活着好好的，就是忙。」

　　她点点头，咬了咬唇，低声说：「谢谢你，莫林先生。进来歇会儿吧，外头煤烟呛人。」

　　她侧身让我进屋，鼻环晃了晃，映着门廊的烛光，像颗小星星。

　　这个印度女人叫出了自己的3 个孩子给我认识，两个女孩大的叫安妮，11岁，小的叫玛蒂尔达10岁，儿子叫约瑟夫9岁，他们都在附近上学，今天正好休息，在家帮着做点事。

　　我注意到这几个孩子都是黑直发，但比霍克还稍微白一点，可能是霍克在海上被太阳晒多了才显得比较黑，长得也都比较像妈妈。

　　我虽然去过印度，但和印度当地人并没什么接触，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对整个印度的对外贸易进行垄断，外人要买印度的东西只能找他们。

　　这个印度女人说自己叫塔尼和霍克船长是在果阿认识的，那时她父亲做生意欠了一个债主很多钱，霍克知道后帮她家还清了债务，她父亲无以为报，只能让霍克从他几个女儿里任选一个，霍克船长一眼就看中了她。

　　那时霍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他们婚后住在浦纳，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直到1857年印度土兵叛乱。

　　霍克眼看战乱无法马上平息，就辞去了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把塔尼和孩子们带到了英国来生活，自己买了一条旧的小型商船，走了一个远方亲戚的门路，到美国南方去谋生，从美国南方运棉花和烟草来英国。

　　他们夫妻相处的很好，霍克在外面闯荡，每次回来都自己或托人带来一笔钱养家，但时间长短不一定，有时遇到海上风暴，交易延期了，就会晚一些回来，这样不稳定的收入，让日子难免得节俭点过，她自己在这里人地生疏，只能做些手工针织，栽培花卉，之类的事情来补贴家用，不能完全指望丈夫。

　　我走进屋里一股花香混着烤面包的味儿，木地板擦得锃亮，壁炉里炭火烧得噼啪响，暖得像春天的风。

　　客厅小而整洁，桌上摆着个锡制茶壶，旁边几本书摊开着，封皮皱得像老树皮。

　　墙上挂了幅油画，画的是艘破船在海上漂，风帆扯得像要裂。

　　她指了指扶手椅，细声说：「坐吧，我去泡杯茶。」我摆摆手，低声说：「不用麻烦，坐会儿就走。」

　　她没勉强，冲我笑了笑，转身往里屋喊了句啥，声音轻得像风。

　　没一会儿，门帘掀开，走出来个老太太，瘦得像根干柴，背驼得像弓，穿着件灰布长衫，头发白得像霜，扎成个松垮的髻。

　　她脸色蜡黄，眼窝深得像凹进去了，手里拄着根细木杖，颤颤巍巍地挪过来。

　　霍克的印度妻子扶着她坐下，低声说：「这是亚瑟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嗓子哑得说不了多少话。」

　　老太太抬头看我眼珠浑浊得像蒙了雾，盯着我脸瞧了半天，嘴角抖了抖像要说啥。

　　我心头一跳，她那模样分明是中国南方人，脸上的皱纹刻了她半辈子的辛苦，眼神却又有熟悉的味儿，像在哪见过。

　　我注意到老太太的房间里，摆放着好几件青瓷的碗碟和茶壶，看来这都是她喜欢的。

　　我试探着点点头，低声说：「老人家好。」

　　她没应，眼神却亮了点，手指抓紧木杖，像在掂量我。

　　我脑子里闪过个念头，霍克说过他母亲是泰国华人，就算我们说话口音不同，她兴许懂点汉字，能不能用这法子试试？我从包里翻出张空白纸，借了桌上的羽毛笔，蘸了点墨水，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唐诗里流传最广的几首之一，我想着，若她真是华人，瞧见这字，多少会亲近点。

　　写完，我把纸递过去，她接过来，手抖得像筛子，眼珠扫过字，浑浊的眼神像点亮了盏灯。

　　她抬头看我，嘴角扯出点笑，像是松了口气。

　　她颤巍巍站起身，印度女人忙扶她，她摆摆手，指了指客厅角落的书架，示意拿本书。

　　那书架上堆着些破旧的书，封皮发黄，像被海风泡过。

　　她翻了半天，抽出一本皱巴巴的旧书。

　　她接过我那张纸，照着翻出来的旧书，在背面用笔慢慢抄了四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的《别董大》，字迹歪斜，却一笔没差。

　　我看完，点点头，心头热乎乎的，这老太太果真是华人，用唐诗应我，话不用多，彼此都明白了。

　　我把纸折好，塞进怀里说了声：「多谢。」

　　她冲我微微屈膝，算是回礼，脸上微笑一下眼底湿了点，像藏了啥没说出口的苦。

　　我站起身，朝她鞠了个躬，没再多说，怕再聊下去，徒增她的压力。

　　印度女人站在一旁，鼻环闪着光，轻轻说：「她很少这么高兴，莫林先生，谢谢你。」

　　我刚要出门，客厅角落跳出个小身影，穿着朴素的灰棉裙，裙摆磨得发白，脚上套着双旧布鞋，头发扎成小辫，那是珍妮，八岁的黑白混血女孩，我从萨凡纳偷运来的小女仆。

　　她在霍克家干活，扫地端茶，瘦得像根芦苇，眼珠大得像葡萄，盯着我瞧，怯生生地拽住我袖子，低声问：「先生……我爸妈还好吗？」

　　我心头被她的话戳了下，蹲下来抱住她，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香。

　　珍妮的爸妈还在美国南方埋头干活，黑奴身份，我抱着她低声说：「好，都好，珍妮。你在这儿乖乖的，他们放心。」

　　她嗯了一声，眼眶红了点，咬着唇没哭，低头攥紧裙角，像怕我这会儿就走。

　　我心头一软，摸摸她头，站起身说：「等下，我去叫个人。」

　　我快步出了门，街角有个摄影摊，摊主是个瘦高个，戴着顶破礼帽，正吆喝着给人拍肖像。

　　我花了几便士，请